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不仅对宣传工作作过许多指示和论述，而且多次直接领导和参与宣传工作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宣传工作应当遵循的多项原则和方法。

    重视舆论战场 强调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

    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舆论宣传是融为一体的。建军初期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是红军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迫切需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残酷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借助其掌握的宣传机器进行反共宣传，挤压我党我军的生存空间。国民党把红军描述成“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撰写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先后创办了《战斗报》、《红军日报》、《红星报》等70多种报刊，采取出版报刊、书写标语口号、表演戏剧歌舞、宽待俘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

    长征期间，党中央专门委派陈云到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红军长征情况，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信任。陈云的报告后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反响。

    抗战时期，国民党利用其掌握的政权系统，通过颁发反动的新闻出版法令、取缔抗日进步报刊和遏制抗日党派的进步报道活动等手段，对我党我军实施严密的舆论封锁，并大肆诬蔑我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打破国民党的宣传封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将无法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和抗日行动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这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极为不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兼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成员，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稿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积极借助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对外宣传、介绍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

    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筹建了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毛泽东为交际处制定了外宣工作的具体方针，指出“多接待一次外宾，就多一次机会宣传我党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机会”。他还对交际处说：“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

    新华广播电台 见证新中国从荆棘走向光明

    “NCR”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前面冠以“X”，代表中国。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也代表希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的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是周恩来总理1940年在莫斯科疗伤后从共产国际争取到的。这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装进一个个大木箱中，千难万险运回延安。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广播电台也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之一。耳边听着枪炮声，嘴里播着前线捷报，这是钱家楣、孟启予、齐越等老一代播音员最激动的时刻。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每天两个小时的播音照亮了亿万中国人的希望，红色电波成了那个时代“茫茫黑夜中的灯塔”。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平，虽几番改名，多次转移，广播电台一路跟随党中央，见证新中国从荆棘走向光明。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解放区，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记者团，畅谈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国共摩擦等重大问题。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福尔曼的《延安报道》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来自解放区的真实消息，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为达到遏制苏联、控制中国的目的，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政策，孤立封锁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积极宣传我方的和平政策，深刻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只要内战的阴谋，向国际社会强调战争的自卫性、正义性。深谙舆论战之道的毛泽东将军事谋略与舆论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对敌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创造了许多不战而胜的经典战例。

    1947年3月，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告别居住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当时，随行毛泽东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新华社。毛主席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新华社先后播发了毛主席起草或修改的《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135旅被歼》、《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等几十篇评论稿件。由此，毛主席被新华社的同志亲切地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毛主席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这段历史清晰地说明，我党我军一直就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毛主席等党和军队领导人还亲自指导、大力推动军事外宣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1947年11月，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蒋介石趁我主力不在，令傅作义派骑兵偷袭石家庄。在获悉敌人计划后，毛主席在5天内连写3篇新闻稿，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舆论较量。25日新华社播发了他写的第一篇新闻稿《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把敌人的行军路线、作战部署和企图等说得一清二楚，使蒋介石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为了迷惑敌人，他又撰写了第二篇新华社广播稿，警告蒋介石、傅作义“你们来吧，解放区人民布下了天罗地网，管叫你们有来无回”；29日撰写了第三篇新闻稿，指出傅作义派兵偷袭石家庄、北平守备空虚的严重后果。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急令傅作义撤兵。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主席善于运用舆论武器推动武装斗争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形成了独到的新闻舆论思想和独特的报刊文风。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军开办了针对国民党的广播节目，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报道我军胜利消息，介绍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督促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淮海战役期间，毛主席亲自指挥和参加广播宣传战，撰写和修改了5篇对敌宣传广播稿，让王耀武、范汉杰等被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广播讲话，有力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斗志，先后有14000余名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五天后，全国人民第一次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山河巨变，万象更新，人民广播记录下新中国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而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电台，也即将发出历史性的第一声。

    对志愿军广播  鼓舞了炮火和硝烟中的战士

    1950年，新中国刚刚走过一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可当国门燃起战火，哪怕只有小米加步枪，也要同仇敌忾，迎头抗击。这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开始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对志愿军广播》节目，前线的战士们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冒着枪林弹雨收听《对志愿军广播》。大量来自朝鲜战场的捷报、书信以及消息通过《对志愿军广播》播送出去，回响在朝鲜的上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魏巍创作、齐越播音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从此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也成为几代广播人反复演绎的经典。

    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战场上听到播音员亲切朴实的播音时，他们感受到的是亲人般的温暖，于是播音员潘捷，也成了他们眼中“最可爱的人”。“路过北京，都来电台找我，要跟我见个面。说他们战友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大哭，在天安门城楼上，周围的群众都看着我们。”潘捷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志愿军广播》鼓舞了炮火和硝烟中的战士，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也深深地鼓舞了祖国人民。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是《对志愿军广播》搭起了一座桥梁，让志愿军和祖国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以下这段珍贵的历史声音，来自1953年中国赴朝鲜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将军在朝鲜的讲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志愿军广播》播出。

    全党办广播  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延安时期，在战火烽烟的考验下不断成长壮大，曾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广播是党的喉舌，传递着党的声音，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着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和精力继续关心广播事业。

    1949年6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广播事业局，并陆续建起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广播电台网，广播事业全部实现国营。

    1950年5月8日，毛主席会见人民日报社等三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时指出：“报纸、广播，都要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你们还要经常把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给中央。”这为人民广播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1962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时，曾用手指着正在城楼上转播游行实况的播音员对周恩来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

    与此同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也大大得到加强，建成了中央广播大楼，推广了普通话广播，开设天气预报、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的《小喇叭》、《小说连续广播》等节目，组建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中国唱片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培养出了齐越、丁一岚、潘捷等一大批优秀播音员，他们成为新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偶像。

    四川是全国解放相对较晚的省份。成渝两地和平解放后，相继成立了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个行署。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恢复四川省建制。1952年9月，以川西人民广播电台为基础，合并川南、川北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同年10月1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1955年10月，撤销西康省后，西康人民广播电台也并入四川电台。

    灌县地处川西平原西北隅，信息相对闭塞。解放初期，灌县文化馆制定工作人员董守一利用原灌县民众教育馆移交的美制收音机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记录新闻”，复写后送领导参阅，并除板报对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向灌县赠送6部收音机，分别在石羊乡古月太互助组，聚源乡郭明泰互助组及漩口、龙溪两乡各选1个狐族组建起收音点。同时，灌县县委还组建了22人的收音机宣传工作队。到1951年2月底，灌县共建立乡村收音点45个，组织收听3583场次，听众达199010人次。这年3月11日晚，灌县县长郭平、文教科科长刘本德组织干部群众，收听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细菌战防卫委员会与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声讨美帝细菌战座谈会”，听众达830人。

    1951年7月11日，灌县城关架设铜线9000多米，安装喇叭161只，标志着城关有线广播建成并开始播音，呼号为“灌县有线广播站”。11月1日，“灌县收音站”正式更名为“灌县有线广播站”。

    1954年2月11日，石羊乡“灌县农村有线广播站”建成播音。随即，制定了全县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初步规划。1956年9月9日，灌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合并城关和石羊乡有线广播站，设立“灌县广播站”。1959年，全省农村有线广播工作现场会在灌县石羊乡召开。“灌县广播站”的办站经验从此通过无线电波、有线载波通信，传遍巴山蜀水。

    1960年9月5日，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15周年。15年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广播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从1958年起，全国广播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无论在为政治、为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还是高速度进行事业建设、普及城乡广播网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民族特点的经验。

    同年6月13日，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广播方面得的代表共有84人，其中，先进单位代表53人，先进工作者30人，特邀代表1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吕齐、四川灌县广播站杨明儒、四川渠县广播站刘长柏、四川南溪县广播站王裕华、四川巴县广播站吴国运代表四川广播战线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当年，灌县广播站技术员杨明儒因搞载波等成绩突出，光荣地出席四川省和全国文教群英会，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

    黑龙江社广播电台负责人赵三声在全国群英会上做了典型经验介绍。到1959年底，全省广播喇叭发展到66.6857万只。全省收听工具（收音机和广播喇叭）有102万多个，平均每3户就有一个收听工具，全省所有的人民公社、管理区和百分之九十四的生产小队都可以听到广播。全省中小城市、县市的公社、分社的三级有线广播网也已建成。此外，黑龙江还白手起家，办起为发展广播事业服务的广播器材工业、广播科研所和广播专科学校。为了推动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各地还把广播设备搬到工厂、矿山、工地、商店、人民公社、高山顶上，甚至三百米的矿井下，大搞现场广播。

    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广播事业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后来，北京、武汉、南京、石家庄等城市广播电台革委会陆续制作了一些“努力办好广播”为主题的专题系列章。

    小喇叭广播  共和国一代人温馨的回忆

    如今回想起毛主席时代，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遍布城市、乡村、厂矿的“小喇叭广播”。“小喇叭”的声音回荡在城乡，对当时广大百姓，尤其是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新闻和知识来源的第一渠道。

    那个年代，无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新闻，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还是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诗词，乃至于公社、大队的各种通知，都是通过这一“小喇叭”进入到千家万户。

    是的，当年村头村尾，简陋的木头电杆上高高悬挂的“小喇叭”，是共和国一代人温馨的回忆。每每回想起来，耳旁萦绕的都是那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还有村支书、大队长那嘶哑的嗓门。

    “灌县有线广播站”和“灌县农村有线广播站”建立后，全县有线广播开始向周围发展。1954年，以石羊收音站为中心，架设了石羊到青龙、石羊到太平、石羊到柳街的线路，总长16.5公里，采用“长藤结瓜方式，安装了为数不少的动圈喇叭。县城以“灌县有线广播站”为中心，利用邮电线路传输，也发展了不少喇叭。1958年，灌县有线广播站架设了县城到幸福公社的广播线路，每处公共食堂安装一只喇叭。后来，因幸福人民公社扩大合并了聚源、胥家，这条广播线路延长，经胥家到聚源，总长12公里。

    八十年代初，灌县广播站全天播音570分钟，其中，自办节目255分钟。经常转播四川台“对农村广播”节目，自办的“农民之友”节目，深受全县农民群众喜爱，成为温江地区有线广播的品牌节目。随后陆续增加“都江快讯”、“玉屏山下”、“灌县新闻”、“都江周末”、“听众点播”、“信息之窗”等节目，灌县广播站也培养出杨彪、钟南芳、毛友刚、邬京文、张蓓等出类拔萃的广播工作者、播音员、主持人。到1985年底，全县已有百分之八十的村、百分之68.4的组，架设了以水泥电杆、双镀锌线为主要构件的高标准广播网络，百分之66.7的农户安装了高质量的动圈式入户喇叭。

    那个年代，广播对多数人特别是农村群众来说还是件稀罕的新鲜事，但各地热情很高。经过几年建设，节目越来越丰富，广播网络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

    “小喇叭”成为中国广大城乡的亮丽一景，甚至连僻远的西藏、新疆、内蒙古、延边也有了藏语广播、维吾尔语广播、蒙语广播、朝鲜语广播。

    正是这外表简陋的“小喇叭”，让一个个大山里的孩子们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世界。有多少后来的乡村大学生，是通过“小喇叭”才完成的知识文化启蒙。

    在当时国家的条件下，还无法建立起覆盖城乡的有线电视网，农村以有线广播的形式推广“小喇叭”，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生活，使得农村群众在僻远山村也能了解党的政策，学习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接受现代文明的滋养。“小喇叭”的声音，让广大农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走出家门，逐渐认识到自己生活之外的地方，在精神世界上走出大山、僻野。对于一辈子只会说家乡话的很多老乡们来说，这些“小喇叭”还成为他们学习普通话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