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初心不改本色不变

    解放后，杨明光当过灌县饲养场场长，成为管理几百头生猪的“猪司令”。

    虽说是场长，但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饲养场给他设有专门的办公室，但他很少坐办公室。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走路脚跛的残疾人手持竹响壳，大声吆喝着肥猪到屠宰场去。

    次子杨建华说，1968年父亲杨明光在灌县县联社下属生资站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副县长高风林被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兵团”抓出来游行。

    为了保护高县长不挨打，身为“保皇派”代表的杨明光公开站出来说：“有什么事，你们来找我杨跛子，我来担保就是了！”

    于是，“杨跛子”这一称呼从城区传到了机关、学校、企业、乡镇。后来，越传越宽，男女老幼无人不知“杨跛子”（灌县人通常口头上说“杨拐子”）

    1969年，杨明光调到灌县食品公司工作。1972年底，杨明光退休，级别为行政17级，退休费按百分之百的标准工资发放，金额93.5元，每月肉食补贴12元。

    上世纪70年代初退休后，杨明光一直闲不下来。他经常在城关第七居委会“革命大院”讲红色故事，讲革命传统。有时候，他还在杨柳河边跟年轻人讲红军长征时期的艰难故事。他说，那时路边的草根和树皮都扒来吃光了，希望年轻人过上了好日子要想想“长征二万五”的辛苦。

    生前，杨明光特别喜欢跟灌县粮食局老局长曹大爷讲抗战故事。他说，那时候八路军在河对面，我亲眼看到侵华日军捆绑着我们中国人，甚至还用刺刀刺、乱戳，感到十分愤慨。于是，在后来的一场战斗中，他索性开枪打死了一个已经投降被俘的日军。

    杨明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饮水不忘挖井人，忆苦思甜守清贫。他虽然一生清贫，但也有一些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这些“宝贝”中，有他当年缴获日本鬼子的背包、军帽、被褥，还有他当八路军时戴过的肩章，以及他在吕梁山对日作战英勇负伤的证明等等。

    遗憾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老两口吵架，见不得屋子脏乱的妻子一气之下，把杨明光当年从日寇那里缴获的这些战利品全部扔在内江河里冲走了。

    杨明光一生任劳任怨，生活简朴，从不向党和政府伸手。夫妇养育有2儿2女，家庭负担较重。

    “文革”前，杨明光一家住在南桥河边。这是位于灌口镇第七居委会的马家院子，房子是自己租来的，一家六口吃喝拉撒全在50平方米的屋子里。后来，考虑到老红军家庭的困难，马家还给杨明光夫妇免了房租。

    有一次，杨明光的老部下从山东来四川灌县看望老上级。目睹老上级一家六人还居住在阴暗潮湿的低矮屋子里，老部下顿时泪如泉涌。当天，老部下来到灌县人民武装部，向鲁锡福部长反映了老上级、老红军杨明光一家的窘况。

    几天后，时任县长宋广升来找杨明光，说县上准备给他配一辆北京牌吉普车。然而，倔强的杨明光婉拒了。随后，县政府出资在南桥下河边为他家修了三间瓦房，面积72平方米。

    1973年腊月，杨明光一家六口搬进新房，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1980年，省上在灌县玉垒山下的省林业学校内修建红军院，组织上叫杨明光搬进去，可是他也婉拒了。他家在南桥河边这一住，就是15年，直到1988年拆迁顺城街修建商业街。

    1986年3月26日，杨明光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对组织上派来的同志及身边子女、亲属讲：“我死后一切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给大家添麻烦”。

    几天后，《成都晚报》还刊登了他的生平简历与战斗事迹。

    生前，杨明光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六七十年代，全县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杨建华初中还未毕业，父亲杨明光就跑到县知青办给他报了名。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满14岁，杨建华就下乡插队到灌县民兴乡，扎根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革开放初期，知青陆续回城，杨建华当了一名工人。

    杨明光去世后，红色血脉一直在杨家赓续着。杨建华的儿子杨元庆高中毕业后走进了绿色军营，并在部队入了党。现在，转业回乡的杨元庆退伍不褪色，已经成长为幸福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一位行政机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