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苏区的天空近日成了国民党的，他们的飞机自由出入，轰炸、扫射。1934年7月，中央机关沙洲坝驻地遭敌机轰炸，搬到瑞金梅坑一带──分布在云石山下村落。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的马道口，中革军委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该村沙排，少共中央局驻在该村老屋场，中央政府就驻在云石山建于清嘉庆年间的云山古寺之中。

    穿一身灰色旧军装、胸腹拴裹着儿子岸红的毛泽东与贺子珍骑马抵达云石山脚下，斜挎驳壳枪的贺轻盈地跳下马，接过丈夫手中的岸红。他俩将两匹马交给早已守候在路边的马伕老曾，毛卸下马背上的宝贝书箱，自己背上，贺提着网篮，正要上山，岸红一路东张西望，走马观花，意犹未尽，大声声明：“毛毛还要骑大马！”贺牵其手，他却不往前走，反而倒退，蹲在路边不走了，仰着脸，会说话的大眼睛、睫毛忽搧忽搧地，一会儿看看爸，一会儿看看妈，一会儿看看马。妈妈说：“现在比赛爬山！看谁第一名！”说完，毛賀对视一眼，忍住笑，向老曾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径自上山。牵着马站立、一脸络腮胡子的他笑得合不拢嘴，目光始终离不开这个小粉团，毛毛眼见得他们越走越远，再也蹲不住，猛地跳起来追上去──“我是第一名！”

    云石山位于瑞金城西郊，距市区十几公里，是一座高几十米的小丘，方圆不足千平米，四面峭壁，树木繁茂，怪石林立。毛毛大口喘着气，冲在最前头，一条百级石阶小路，登着登着，脚步沉重起来，伸开双臂：“爸爸抱！”“爸爸的病才好。”贺子珍说着用左手拉着毛毛。他们途中穿过两道石门，到达山顶，这儿的寺庙，在山下是看不到的。云石山寺，黄墙灰瓦。门上有联 “云山日咏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字体似楷似行。各取头两字即为“云山古寺”──遒劲浑厚的四字匾额悬于寺门之上。毛泽东贊了一句：“好字！”“云山”勾起了他辽远的暇思……在长沙一师读书时常去岳麓山爬山，那山上一联： “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寺为青瓦悬山顶，座东北，面西南，二层楼式瓦房,寺内正厅为佛殿,厅的左右各建横屋一栋,左右横屋有三合土围墙连接, 由正厅、巷廊、横屋组成。横屋之间、横屋与正厅之间可直通，与厅堂构成凹字型三合院。正厅内无天井，左右横屋各有一天井。厅前有草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一家住右侧横屋的一间,他的隔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洛甫，现正在闽赣省巡视。

    先行上山的工作人员正与寺院主持和尚交涉，为安全与保密计，要他们师徒三人搬走。毛听到此话，忙说：

    “人家是主人，我们是不速之客，怎么能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呢？”遂向身披衲衣的寺主合十道：

    “失敬了。请问大师法号？”

    仔细端详着毛泽东，心里吃了一惊──他打了一个庄重的问讯，又转向贺子珍行礼如仪，贺忙还礼。

    “出家人乐能，欢迎贵客一家下榻本寺。敢问贵客尊姓大名？”

    他出生于1891年，幼时在广东博罗县出家，少年时代到南洋学习佛教。17岁时，他从新加坡学成归国，开始传道任教。今天午后读易，读到需卦之爻辞“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听到毛自称“ 不速之客”，正合此言，由衷地笑了。他没想到的是：客人面相，俊朗清奇，贵不可言。

    “我是毛泽东。我等俗家人，有幸与佛为邻，今后请多赐教。”

    和尚们仍住左横屋。寺后香樟树下，绿阴之中，两个青石圆凳。将是毛泽东的读书、谈话处。

    陷入意识流的毛毛又想起了“骑大马”，于是骑到了爸爸的脖子上，驱策着到处走走看看。三人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兼卧室，昏暗的房间内，只有一床、一凳、一桌和二柜。贺子珍打开由总务科他们小窗新改装为大窗的窗户通风，发现插销是一个废旧步枪枪栓，对这位不爱红装爱武装、英姿飒爽的“双枪将”来说，颇有意趣，把玩不已。她从院子里搬来军绿洋铁皮书箱，一本本地整理、摆放。这里面装的和此刻丈夫肩上背的都是他的宝贝。

    二

    就连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也注意到了这个书箱，在宁都会议上抨击：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尊崇。他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竟然还向村里一个老学究借《易经》来读，这是要干什么？老毛在会上发言，很少引用马克思、列宁，总是言必称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我没空博览群书，我是只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他颇自负──斯大林送他一支枪和一支笔，还有一个评价。

    对毛来说，赣南有难，宁都不宁。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只剩下两个政府职务，在博古策划下，还被政治局常委洛甫分去一个实权的。因此，毛洛二人才成了政府里的同事，在此山上做了邻居。毛泽东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四军，至今一年多了。他后来说过，“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这就使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成了闲人，这是他个人的蹭蹬、蹉跎；对中国革命来说，最终的结果──湘江见证：那是在它成了血江的时候……

    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在这里，他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就两万余字的《游击战争》。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长征时，题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各野战军及地方武装。这位战略大师论述战术问题的专著──一生仅此一书。在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的党组织就收到这本小册子，同志们如获至宝，辗转传抄，人手一册，指导他们进行游击战。抗战后，延安《解放》杂志节录此文，指导了全国抗日游击战。

    这日，毛泽东又坐在寺后石凳上吹箫，吹了几曲，意兴阑珊；前线的消息让他相信，大转移正在一天天逼近。乐能走来坐在树下聊天。鶯歌燕舞，泉溪潺潺，庐舍田畴，周遭一派田园风光。

    “我们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代表当时受压迫的人讲话。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佛说众生平等。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和佛教界合作，为人民群众服务。”

    “善哉，善哉！”　　

    “在古往今来的佛教徒中，我注意到一个人。他是黄梅县凭墓山碓房里的踏碓僧，舂米的，不识几个字。和扫地僧、烧火僧一样，都是干粗活的。他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主张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主张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他是禅宗的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这位高僧就是唐朝的惠能。”

    “是啊，主席。我的伟大同乡惠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没有佛教的中国化，怎么有我在这小山丘上年年月月伴这青灯古佛，敲这暮鼓晨钟呢！”

    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说：

    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他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著名哲学家贝克莱早一千年。这位主教大人有一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一个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最后这句话显示：毛对惠能的欣赏溢于言表，简直是引为同调，会心千载。“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

    三

    毛很注重虚实相生，虚实结合。谈佛论道算是务虚，调查研究算是实的。“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九月，井冈山时的一位老部下提着瓶酒和鸡只上山拜访──这可惊扰了毛泽东住处庭前散步的鸟类，不情愿地让出领地、腾飞升空。

    “现在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要忍耐。”

    言毕，一向坚强的毛泽东竟伤感起来。［后来在党的七大，井冈山出身的干部进入77人中委会名单（含候补委员）：仅红四军、红一军团出身的（不算朱毛）就有：林彪、罗荣桓、陈毅、曾山、聂荣臻、谭震林、张鼎丞、谭政、刘晓、粟裕、宋任穷、张际春、罗瑞卿、张宗逊等十四人。约占名单百分之十八。］

    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那是什么人的世界呢？留苏、访苏以及留外、访外中共党员并经过“面试”、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官员信任（一般俄文或英文口语流利、便于沟通的。）进过班、上过课，系统学过马列主义理论。如见过列、斯，握过手，照过相，获赠礼物，得过嘉评，更是好大的政治资本，回国得到重用没有什么悬念。［本年１月１５日－１８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所有这些委员、候补委员，只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极少数人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未见其人──他从未出过国，更未到过莫斯科接受“面试”。因此，毛似乎离真理很远很远，任弼时在赣南会上攻他是“狭隘经验论”。“经验论”且“狭隘”，他也只好以“土包子”自居了。

    贺子珍忿忿不平──她亲历创业的艰辛，像博古这样，留过苏，二十多岁，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更没有功绩，就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就可以独断专行、瞎指挥。

    她说，谁让你不去外国吃洋面包！

    毛笑了：洋面包好吃，井冈山、苏区没有怎么办？那就吃红米饭、喝南瓜汤。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外国，总是要去的。中国的革命不在中国干，行吗？

    贺也笑了：咱们苏区也有面包──肖月华给李德烤的。我尝过，跟发面烙饼差不多。

    为让毛的病体早日康复，贺子珍挽起褲腿，下河撒网，抽空和工作人员捕鱼捞虾，添个小菜。屡试不爽，毛毛是丈夫的开心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联的视角看，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你们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创建和发展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仲裁者，这样一个定位，是不妥当的，埋下以后一些错误的种子。苏共、苏联后来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歧路不为无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我方发表的《九评》就批苏共把自己当成老子党，把兄弟党当成儿子党，可见伤害之深。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的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报告中说：“福建人民政府算什么东西?它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的总和。党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他们。”项英在讲话中也附和道：“蔡廷锴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即使与他们握手的时候，也要骂他一句反革命。”

    少时读《毛选》（此名词为当年的流行热词），读到“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觉得很可笑，像是说笑话，谁知竟是其来有自，实有其人，实有其言，而且是会议发言。可见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换个温和的说法──“左派”幼稚病）的严重性。

    与这句话並列的，从“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的了”始，还有五句话，看来均非杜撰，都是有“典故”的。

    “圣经”，指代的是马列经典。在把马列教条化了的当时，用指代好些，不会那么冒犯，那么大不敬。

    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毛泽东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条的人多懂三条道理：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

    四

    8月下旬,洛甫结束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住进云山古寺。两人坐在树下的石凳上聊起天来。洛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后，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洛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洛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毛泽东跟毛远新讲：“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

    洛甫后来说过：“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毛泽东一下乡，开调查会，就心情愉快，如鱼得水。一次，听到两个老俵在聊天：

    “有个大胡子，姓马，叫马克思。还有个小胡子，姓列，叫列宁。”
    “有个光光脸，姓苏，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是谁呀？”
    “他叫苏维埃！”
    “噢！他呀！我想起来了，他在咱政府里工作，名气可大了，快赶上毛主席了！”
    “还有个姓布的，名字老长──记不住，布什么客，谁知道他是哪儿的客！对了，一定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才厉害呢，别个提到他，眼睛都放光，嗓门老大！”

    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洛甫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四月，洛甫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洛甫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区苏维埃怎样工作》，洛笑言：“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啊！”

    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压，排挤，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这条路线在党内的统治，苏区危矣！红军危矣！要挽救危局，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洛甫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洛甫进行了几次长谈，洛甫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洛甫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在瑞金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府工作会议。毛泽东从于都返回瑞金后的一天半时间里,还办成了这么几件大事。一是他向中革军委的周恩来、朱德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等情况,接着签发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发布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二是在云山古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后来回忆：

    “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会议结束了。大家问毛泽东：红军什么时候回来？答曰：三五年。人们总往好处想：今年是一九三四年，明年是三五年，还有一年，红军就回来了。

    毛泽东先行独自下山，受命中革军委去于都察看地形，选择转移路线。他向乐能和尚辞行，乐能口占一联：我本出家人亦须株守。毛说：吾为俗世客何惧浪游。二人呵呵。感受到山上山下紧张忙碌的气氛，乐能问：红军何时归来？答曰：三五年。

    贺子珍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把毛毛交给留下的毛泽覃和贺怡收养（规定不得带儿童转移）。贺子珍从邻居家要来一些棉花，把自己的灰布军装剪开，借着烛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着小棉袍。毛毛看看妈妈，若有所思──突然说：“爸爸呢？爸爸骑大马走了！”跑到大门口向远处望去……

    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编入中央纵队离开云石山开始长征。因此，人称其为“万里长征第一山”。

《长征第一山》关山月1962年创作的纸本水墨设色国画，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10月10日，一纸中革军委第五号手写命令，张贴在寺里展板上。工整楷书书写两个纵队的组成和出发时间、地点，署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

    山下村里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军，军号声声，战马奔腾。有些战士路过家门口也没有进去看看。他们忙着安置伤员、补充兵员、征集粮食，为行军做准备。只知道是突围，用不了多久还会打回来。多年后再次回到家乡，一个亲人都不在了，全被敌人杀害了。

    瑞金的弹药厂、硝盐厂、军械厂到处叮叮当当,有的在修理,有的在捆扎,脱谷和碓米机声不绝。

    路边群众一双双手把温暖的鸡蛋、热气腾腾的红薯、青青竹叶包的饭团，焦黄的炒米塞进战士的口袋、挎包……

    老俵砍竹、削篾、打面子和里子、塞边、夹料……用竹篾和箭竹叶编制而成的斗笠为红军指战员遮风挡雨。

    把黄麻搓成粗绳、细绳，木槌把稻草捶打松软，老俵跨坐白木条凳上，铁制草鞋耙勾住木凳前端，嗤溜、嗤溜地编织草鞋。红军战士的背包里都有两双新草鞋，穿烂了，也许就该回来了……

    河边芦苇飒飒，榕树垂垂。红军夜间渡河时，每个连队只配发四支火把，早上还要把河滩上的脚印清除掉。八万六千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察觉。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他们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得知红军要过河，渔民划来自家的小船，老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有的老人甚至拿出了寿材板，在河上架起了浮桥。

    于都百姓还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红军伤病员，并为红军送新兵，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西征。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
    隔山隔水永相望
    ……
    送君送到江水边
    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
    我持梭镖望君还”

    时已寒露。“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中央红军在渡过于都河后，踏上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征，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西去湖南。

    红军将士们步步伤心，挥泪向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