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16岁参加革命，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走完万里长征全过程的唯一陕北人，亲历了党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特殊身份使其在决定红军落脚点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长征后期，他建言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圆满完成作为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络员的使命，并协助中央及时、正确处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为中央将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嫡孙毛新宇将军在《爷爷率红军走过》一书中写道：“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

    贾拓夫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其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极大的感染和带动作用。可以说，贾拓夫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培育者，也是长征精神的不懈践行者。

    今天，笔者来到革命前辈贾拓夫的故里陕北神木，与大家一道重温他在长征前后尤其是长征期间的往事，旨在进一步梳理贾拓夫不平凡的革命轨迹，传承贾拓夫身上的红色精神。

    长征之前：不顾个人安危千里迢迢去找党中央

    1912年11月25日，贾拓夫出生在神木县一个贫苦的普通家庭。在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期间，他便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926年进入有着“西北革命的策源地”之称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绥师前身）就读后，贾拓夫便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

    贾拓夫从16岁起参加革命，担任过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省委书记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白露湾召开了党团积极分子会，做了应急的研究部署，会议决定由贾拓夫（化名为“关老师”）代表省委去向党中央汇报。贾拓夫于1933年8月15日出发，先北上北京向北方局汇报，又奔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当时，与贾拓夫（“关老师”）同行的还有一位叫马兆祥的陕北同志。西安的党组织被破坏了，马兆祥和关老师连夜坐火车赶往汉口，随后坐轮船去了上海找组织。

    1933年，西安党组织被破坏严重，当时的上海也不例外，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当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转入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随后经过10多天的艰难跋涉，来到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经过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马兆祥也弄清了关老师的真实身份，关老师真名贾拓夫，是时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兼西安市委书记。

    贾拓夫进入瑞金，之后留在中央工作。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贾拓夫被选入主席团。他代表陕甘地区党组织向大会献了一面锦旗——“只有苏维埃才能旧中国”。

    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同年6月，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其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委员时，贾拓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了党的一些重要工作。

    在苏区，贾拓夫先是协助陈云做白区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工作。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

    青海干休所杨延梅写有一本名为《岁月如流》的马兆祥自传，还有一沓厚达12页的手写体回忆文章。她曾说：“对马叔叔所有的记忆，我都写下来了，从陕北老家到瑞金，再从瑞金出发再回到陕北，在认识马叔叔之前，我就对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充满了好奇”。

    长征初期：与红军总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并肩而行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成为陕北共产党员中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

    在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之前，贾拓夫曾在陈云领导下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白区工作。

    1933年，邓小平经受了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由于抵制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与妻子金维映离婚。这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的“第一落”，但别人从其言行举止中丝毫看不出他正在经受着磨难。

    每当晚上行军没有敌情的时候，邓小平常与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陆定一、李一氓等红军总政治部的同志并肩而行，趁着月朗风清，和大家谈天说地，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豪情万丈，“不知东方之既白”。

    他和大家在行军时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无不涉及，常常使大家忘记了疲倦。李富春戏称这为“徒步吹牛皮”。

    1935年1月7日 中央红军第二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8日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通令》，提出进遵义城的十二条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

    1月9日，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城，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1月11日，由总政地方工作部潘汉年主持，工作组李坚贞、邵式平等参加，在老城天主教堂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会。到会的工人、农民、红军等各方面代表100多人。会议经过协商，选出25名代表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会上，还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出路在哪里》等文件和宣传品。

    1月12日，在红军总政治部的指导下，在遵义三中操场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与会各界代表、群众和红军战士在万人以上。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中央和红军领导出席并讲话，各界群众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之有20多个乡也建立了革命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民主建政、组织革命武装、打击阶级敌人、进行土地革命、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法令等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对整个黔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月19日 中央红军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北上，预计从宜宾至沪洲间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地区。这天，贾拓夫带领一个连红军攻占了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城，为部队的前进清除了障碍。1月20日 红军总司令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

    到达贵州遵义后，贾拓夫住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宿营。他在自己的随行录上写道了一首诗歌：“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拓夫乃宿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

    遵义会议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

    “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远不仅于此！”这是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评价。

    长征过程中，革命根据地的选择至关重要，黔东、黔北、黔西北和滇黔桂边区以其多重优势条件最终成为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根据地作为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领导贵州革命的大本营，在起承转合的节点上推进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1935年1月10日，军委主席朱德在遵义发出关于红军进入桐梓城主要任务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攻占娄山关，乘胜直驱桐梓，上午10时许占领县城。部队入城后一边休息，一边向上报告战果，并警戒赤水、正安、松坎方向动向。军委电令二师进入桐梓的主要任务是：并明确三项任务：第一，驻下来，建立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建立红色政权；第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第三，打土豪，分田分土，解决人民土地问题。

    也就是在1936年1月10日，李富春在总政驻地召集有100多人参加的干部会。他指出：“遵义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运动，群众基础薄弱，工作比较难做，大家要深入群众做好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即积极着手筹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团体的工作。这天，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批示李坚贞、邵式平、谢唯俊、洪水、贾拓夫等组成工作组下地方工作。随着侦察敌情、道路、征集资料等工作的推进，红军很快没收了军阀王家烈、毛光翔、侯之担等的家产。

    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执行部，政治保卫大队，秘书处(后称总务处)。

    1932年初，国家政治保卫局增设了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央特科人员并入国家政治保卫局。白区工作部是为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而增设的机构，按照统战策略思想，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实践。第一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就是有着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的陈云。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的策略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进行清党反共，实施白色恐怖。由于中共中央出现“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遇到很大挫折。1935年遵义会议认真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转变党领导白区工作的方式。

    遵义会议后，贾拓夫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这为他在长征中更好地施展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地方革命政权、革命武装、群众组织的带领下，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地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打土豪800多户，获大批浮财，除提供军需外，分给穷苦人民。仅遵义县就打土豪153户，穷人分得粮食90多万斤，大小牲畜1000多头。桐梓县缴获大洋39200多元，仅打开天门洞等3个洞就缴获黄金160斤。在遵义县青坑、回山、沙坝、南四、刀靶、石板河湄潭县、桐梓县等地开展了“插牌分田”斗争，将地主豪绅的田地财物分给农民，烧毁契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受到了贫困农民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对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区长、乡长、民团头子，召开公审大会，列数罪状。处决了60多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通过反封建斗争，提高了农民的觉悟。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贵州各族群众对红军给予了无私帮助和有力支持。一是踊跃参加红军。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扩红）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除）外”。二是积极提供后勤保障。贵州各族人民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拿出粮食、衣服、鞋袜、食盐等支援红军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桐梓，急需军粮，桐梓的广大群众，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在桐梓、大方和毕节，当地群众为红军赶制军衣23000多套。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期间，各族群众积极提供船只、木板等器材，并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各族群众还千方百计抢救安置伤病员、掩埋烈士遗体，仅遵义“贫民医院”抢救医治红军伤病员就达数百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足迹遍及贵州68个区（县、市），建立了一批基层政权和革命武装，推动了革命群团组织的建立，在贵州大地播撒下革命火种。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贵州的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1935年2月，中央派杨涛（潘汉年）到贵阳，与中共贵州省工委接上头，传达了中央指示。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工作。省工委书记林青和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分别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成了窃取敌人密电码和军事地图的任务，为中央红军截取、破获敌人情报，在四渡赤水等战斗中赢得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这些工作成就的取得，都与作为白区工作部部长、地方工作组成员的贾拓夫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

    两军会师后：毛泽东选择横跨草地北进甘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胜利会师。……

    红军为什么要过雪山草地？毛泽东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雪山以西（泸定-康定-甘孜-阿坝），走一条海拔高但商队常来常往的路线，到川西北和青海的藏族地区首府阿坝。这条路稍远一点，几乎全是要穿过人口相当稠密的持敌视态度的藏民地区。第二条是，走雪山以东的另一条路（天全-芦山-邛崃-大邑-崇庆-灌县-汶川-茂县），最后到松潘县，但是沿路遭受国民党袭击，危险相当大。第三个选择是，走雪山中间的一条崎岖山路（宝兴-懋功-卓克基-毛儿盖），这是一条很糟糕的山间小径，且当地居民都没有走过这条路。但这第三条路将会最接近于他的目标：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

    过草地的选择同过雪山相似，是为了出敌不意，获得最佳的北上抗日路线。蒋介石曾判断红军可能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动。如出西北，他认为红军是不可能走松潘西北草地的，突围路线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另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甘肃文县、武都。蒋介石命令薛岳部与胡宗南部联防，防堵红军北上，还调集川军主力，封锁岷江，妄图困死红军。

    “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薛岳也曾说过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

    然而，红军偏偏选择了从草地经过。8月17日，毛泽东会见红1军先遣团团长杨成武时，要求他必须率红4团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说：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4个师；东面的川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岷河东岸，一部分已经占领了岷河西岸的理县，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经赶以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步棋；但是敌人永远摸不着我们的底，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因此，毛泽东决定横跨草地，北出甘南，实在是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当然，这一决定，也着实是一着险棋！

    尽管雪山草地的行军比平常的行军要克服更多艰难困苦，但是，英勇的红军将士们并没有被大自然的困难所压倒，相反，他们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在困境中大放异彩，成为造就长征精神的重要历程。

    粮草先行：芦花筹粮筹款征集军需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不继，行军大忌。”吃饭问题是战斗力的基础和兵心的力量源泉，更是指挥员行军打仗首先思考的战略难题。

    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关系到红军能否翻过大雪山、越过水草地，胜利到达战略大后方，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其承载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更加突出。

    那么，红军长征中是如何解决吃的难题呢？一是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二是设立先遣队。三是设立筹粮委员会。

    草地到处是“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险恶沼泽，被当地人称为“鸟儿也飞不过”的地方。8月下旬，红军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历程，由于这里人烟稀少，物产贫乏，红军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筹到多少粮食，因此进入草地后，缺食之苦极大地威胁着指战员们生命……干粮很快吃完，战士们便觅食野菜，咀嚼火烧水煮的皮带、枪带、皮鞋、皮马鞍。草地的昼夜温差达二十几度，没有帐篷，没有被盖，晚上战士们围着火坐拢一堆，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靠相互的体温，抵御凛冽的高原风雪，共度漫漫长夜。

    在艰难困苦面前，邓小平和各级宣传干部，组织动员指战员们在草地行军中编出顺口溜和诗歌传唱，鼓舞大家的士气。顺口溜精彩地反映了红军与大自然搏斗的风采。他们说：“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直到宿营地。”“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

    1935年7月至1936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三次驻扎和过往黑水（芦花）地区，是红军长征中进出次数最多的地区，逗留时间约150天。红军长征翻越的5座大雪山中3座在黑水境内，即长板山（雅克夏雪山／马塘梁子）、仓德山（昌德山）、打古山（打鼓山、达古山）。因缺医少药、长途跋涉，饥饿、冷冻、寒热和阴湿等原因，病魔袭击红军部队，从翻越长板山到马河坝沿途就有近500人倒下，在马河坝开始出现了脑膜炎、痢疾等病症，在马河坝寨边就埋有红军忠骨30余具。 

    病魔在红军部队中继续漫延，大部红军在泽盖驻扎一月余。期间，病魔就夺去了2000余名红军干部、战士的生命，仅头人高阳平的官寨内就有47名之多。另在芦花、维古、小黑水等地的道路两旁和藏民家中，均有红军战士在那里安息。

    就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红军为了争取早日北上，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仍然坚持行进。周恩来同志就是在黑水患病后，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毛尔盖的。

    红军在黑水芦花休整期间，派人向藏民们喊话，宣传解释，作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通过宣传，藏民不管当地反动头人如何胁迫，已不如以前极力阻挠红军了，但因国民党曾对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当地反动头人曾订有一个惩罚藏民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

    藏民在这高压政策下，不得不把粮食、物质坚壁起来，把牲畜赶到深山之中，逃避一空。此时红军部队正遭受绝粮的困境考验，不得不加紧进行筹粮。另一方面为统一北上的思想和行动在芦花召开了重要会议——芦花会议。同时，红军还在芦花周围的藏民村寨中，留下了不少宣传打倒国民党、民族团结、翻身解放的标语。

    在黑水芦花、毛儿盖一带，红军面临粮食短缺问题。这一带属于藏民聚居区，粮食补给更加困难，部队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 红军在统一了一、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的主张后，中央军委决定在黑水芦花和毛尔盖各设一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加紧开展筹粮活动。

    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芦花等地设立筹粮委员会筹集粮食，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为加强领导，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按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尔盖和黑水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尔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诚、贾拓夫负责领导，团以上各机关、部队设筹粮委员会。

    7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庐花城筹粮委员会委员。 鉴于黑水芦花地区为藏族聚居区，身为芦花筹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贾拓夫，通过考察和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在汉族中实行的“打富济贫”的方针改为“借富济贫”。“他带领一部分战士到瓦布梁子地区筹粮，发现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村村十室九空。他和战士夜宿帐篷，昼不入户，尊重藏俗。”

    瓦钵梁子是黑水县与茂县交界一带的大山地区，这里群山绵绵，大山高耸，山峦重叠。瓦钵，古代是羌人居住的地方，属于蚕陵县辖区;。瓦钵梁子境内坡陡谷深，溪流深切，属于岷江水系，子母河水流流入黑水河。他和大家一起通过多方宣传，把该地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逃跑的藏民找了回来，帮助他们组织自治政府、煮盐巴、筹粮。在藏民送粮队的支援下，贾拓夫很出色地组织完成了30万公斤粮食的筹集任务。

    九十三的名字，三四十年前在黑水县几乎家喻户晓。他不仅对红军长征筹集粮食、盐巴，帮助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同时对黑水的解放也做出了贡献。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黑水时，九十三给部队带路，当翻译。

    作家周维仁《贾拓夫传》艺术中写的名字有误，作者在书中第24页第一行这样写道：“贾拓夫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尊重藏俗，昼不入户，夜宿帐篷。后找到一位通司（翻译）名叫‘七十三’，他目睹红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加之红军向他做了许多宣传，终于通过他动员了一部分藏民回村。”

    1935年6月，红军长征到达黑水县瓦钵梁子，九十三同其他群众一样，不了解红军的政治主张，因害怕便到山里躲藏。后来，经红军动员，九十三从瓜李寨的垮底沟密林里回到寨子上受到红军热情接待。

    红军向九十三宣传、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后，九十三受到启发。很快，他消除顾虑，上山动员群众回寨子，积极为红军工作。随后，经瓦钵粱子杨七金推荐，在红军司令部和筹粮队当向导和通司，帮助红军征粮四万多斤，并组织送到维古。

    红军在瓦钵梁子一带建立苏维埃政府时．九十三任瓦钵梁子区苏维埃藏民政府委员兼瓜里寨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向前到瓦钵梁子后，九十三为其当翻译。红军离开瓦钵梁子时，九十三随同红军到达维古。当他准备参加红军时，其父阿尔借口“只有九十三1个独子”，闻讯赶到维古，将他叫回。

    在以瓦钵粱子为中心一带的地区，红军建立了瓦钵梁子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区下辖的小瓜子、俄苏梁子、瓜里寨、瓦里寨、色尔古、罗金寨6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瓦钵梁子初小瓜子乡苏维埃政权内，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

    贾拓夫曾给长子贾虹生说起过一段难忘的经历：“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头天我们到了以念，彭司令员在那里住，闲谈半晚，毫不疲倦！”

    贾虹生也讲：“父亲说，长征经过川藏一带时，前面的战士吃过的青稞因为不能消化又囫囵拉出来，后面的战士把这些粪便中的青稞拣出来，洗净后继续吃。”

    由于贾拓夫等人在筹粮工作中注意讲究策略、尊重藏俗，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60万斤粮食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解决了难题。

    当时，藏民田里的麦子开始成熟，总政治部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才允许收割民田中已熟的麦子食用；收割时应首先收割头人土司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麦子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木牌向红军领回粮钱。通令还规定由各军团与师统一将麦田作大体的划分，然后由各团再向下分，收麦的数量逐级上报并统一分配。各部队起早贪黑割麦筹粮。

    当时朱德总司令年近半百，不仅同战士一起割麦打麦，而且还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粮回驻地。徐特立、林伯渠当时虽已年逾50，但都参加了收割麦子的劳动。

    在藏区的这次筹粮工作中，贾拓夫不但超额完成了任务，也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为他之后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负责开展西北五省的少数民族工作和白区工作积累了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提供了经验和范例。

    在黑水的群众中，最多的一户筹粮给红军达300斤到400斤。石碉楼罗丁寨藏民苍克扎等人与该寨58户人家商量确定，每户售给红军面粉70斤，共计4000斤。子木河、瓦岗寨、维古、色尔古等村寨，许多藏民联户集粮售献给红军。黑水和茂县临近的大小瓜子寨及赤不苏河两岸有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一个多月，共磨面粉15万斤左右，并由当地群众运送到维古三军团筹粮队安排分配。
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至诚将军在回忆长征中的筹粮工作时说：“拓夫真有办法，我们在一些地方筹粮时，人家不理我们，搞不到多少粮。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么多，人家还高高兴兴送了来，你看怪不怪”。

    时任川陕省委委员的谢兴华在谈到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情况时说道：“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包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然后送到维古，送到山下。”

    关于黑水筹粮数量到底有多少，至今存在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比较客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粮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共筹到粮食75万斤，其中毛尔盖地区筹粮30多万斤，除按每人带粮10斤补足外，尚余一部分留给后续部队。

    为了过草地，当时要求每个战士必须筹够10天的粮食，一天八两主食（玉米面、青稞面）和四两干野菜。小小的黑水芦花，就要担任筹粮60万斤的任务。我在黑水听到了一句话，“红军过后，三年没有耗子”。和这句话对应的是，1952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的，“红军北上，在那里把他们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苦，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从经济上帮他们得到一些利益。”

    第二种说法：有点夸张

    据有关史料记载，红军在黑水共筹集军用粮食710万斤，其中在黑水境内驻扎整训期间耗用大约600万斤，带走大约110万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大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张、牛羊毛和野兽皮。

    黑水最早归属吐蕃管辖，清朝乾隆年间以后，归梭磨土司管辖，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当时，梭磨、卓克基、米亚罗、马尔康一带都属理番管辖。梭磨土司管辖黑水时，划分“方沟”，设置衙门，推行土司和头人统治制度，老百姓每年给土司交粮食。境内先后有六房世袭头人 各房头人所领属“方沟”，共计十一“方”、五十五沟半。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大黑水属理番管辖，小黑水属松潘管辖。

    红军长征过黑水期间，大黑水、小黑水的人口不足一万人。1952年黑水地区结束土司头人制度，获得解放，老百姓不在给土司交粮。1954年，国家开始在黑水征收爱国公粮，当年总共征购56万斤。1955年，中央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颁发》，黑水县实行“适当收购”政策。1956年，对地主多余的粮食由国家出钱收购，本着“能收多少则收多少”原则，不下达征收任务，数量由群众自报，群众公议。1960年起，征购粮食超过600万斤，1970年代以后降到400-500万斤，最少的1985年甚至降到106万斤。所以，从黑水历史上的粮食征购数据来看，再从八十三年前黑水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态来分析，红军长征过黑水时筹集到710万斤粮食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第三种说法：依据合理

    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辑等史料载述，驻毛儿盖的红军筹粮队曾分两路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开展筹粮活动，重点在扎窝。扎窝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10万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9万余斤。

    据载，红军在黑水筹粮约半个月时间，共筹集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熬制土盐约5000余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筹集了大批牛毛、羊毛、畜皮、兽皮、“牟子”（藏民用大麻、牛羊毛纺织成的御寒品）等御寒物资，为红军的北上，为红军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贾拓夫的大女儿贾达黎在《重读父亲——纪念父亲贾拓夫诞辰100周年》一文中写道。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流传一首打油诗，盛赞贾拓夫在黑水芦花一带筹粮的战绩：“借富济贫，打得民心；建立证券，藏民紧跟；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黑水县志》记载说，1935年6月到1936年8月，红军长征北上，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三次途径黑水。红军路经黑水期间，由于做了大量的宣传、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与敌人进行了大小85次战斗。其中，1935年7月16日，红军还在石碉楼击落一架国民党飞机，活捉2名国民党飞行员，缴获重机枪2挺、子弹2箱。

    由于疾病、饥饿和劳累，近万名红军牺牲在黑水，这在长征路上极其罕见。多年后的1943年，燕京大学于式玉教授和一群教师于进入黑水，她的见闻写在《黑水之旅》中：“他们跟随一个商队上了雅克夏山，在下山经过马河坝的丛林时，在森林密处，常见成堆的嶙嶙白骨。据说民国二十三四年间，红军经过黑水，遭受极大损失；因为黑水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使他们在此饿死者与被击死者五六千人。现在（1943年）黑水有数千支枪，全是红军当时留下来的。日观荒野上的白骨，追想当时的惨烈，实是人间的大悲剧。”

    1935年7月23日，红军中央领导机关和大部主力，分批经昌德梁子，翻越打古山北进至松潘毛尔盖，另一部红军由泽盖过河，翻谷汝山经扎窝、晴朗、达盖翻山去毛尔盖。7月间，四方面军在瓦钵梁子一带帮助藏民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组织。

    1935年8月14日，一军（一军团）一师二团由扎窝经俄多（黑水县晴朗乡的一个边远寨子）向毛尔盖推进。在绕道前进中，团长龙振文胸部不幸被藏兵冷枪击中。当晚，红军在俄多寨驻扎，龙振文光荣牺牲。第二天，全团指战员千余人冒雨在俄多寨场坝里举行了龙振文同志追掉大会，继续向毛尔盖前进。

    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红一军团以大约百分之十的牺牲代价才走出草地，红二师由于减员太多，只好缩编成一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