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团体在道义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援和帮助。

    苏联是抗战中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１９３７年８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到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先后来华的苏联志愿人员约２０００名，其中约２００名志愿人员在中国战场牺牲。

    抗战期间，还有不少欧洲朋友来华工作。如德国著名记者汉斯•希伯来到中国后，奔波于前线和后方，赞扬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日，最后牺牲在战斗中。此外还有德国的米勒大夫，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申特大夫，瑞典的霍尔曼医师，捷克的弗里德利希•基希医师，英国记者乔治•阿克以及澳洲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等也都来华服务。

    美国人民也直接参与中国的抗战事业。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战。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及爱泼斯坦等，不畏艰辛深入抗日前线采访或考察，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美国著名医生马海德，为筹建延安医院和治疗八路军伤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率医疗队来华，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献身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为伤病员服务，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是一位“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抗战时期，朝鲜义勇军、义勇队和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的反战同盟也加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队伍。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人民也参加或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大夫，一直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其中，柯棣华大夫病逝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以“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的挽联，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之情。

    比较有影响的国际友人：

    1、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若，报道轰动世界

    三十万字的陕北见闻《红星照耀中国》，也叫《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全面地详尽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红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了解了他们的抗日主张。

    2、 美国女作家——史沫莱特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美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女儿，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美国女性。美国人，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於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曾跟随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转战，前后将近三个月。她把这段战斗生活用日记体写成一本书叫《中国在回击》，副标题是“一个美国妇女和八路军在一起”。这本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后，通她三十年代初写的《红色的中国》一样，在国际上影响很大。1938年10月，汉口失守后，她又到了新四军驻地。她通医务人员一起生活工作，并创建了一所现代设备的医院，开展救死扶伤。1940年，她因病离开中国。

    3、 白求恩医生和尤恩护士

    4、 柯棣华和米勒

    5、 库里申科威震长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凭借空中优势,对中国狂轰乱炸,抗日战争深陷泥潭。危难时刻,苏联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分批派出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参加抗战。远程轰炸机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就是其中一员。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年—1939年10月14日），乌克兰人，苏联共产党员，空军少校，原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大队长。1939年，他受苏联政府派遣，来到中国援助抗日。同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接到作战命令，出击日军某军事基地，编队飞临武汉上空时，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经过激战，击落6架敌机。随后他的飞机遭到重创，单机冲出重围，由于机身失去平衡，难以控制。 1939年10月14日,志愿队受命摧毁日军在武汉的重要场所。激战中,库里申科驾驶的飞机受敌重创,不得不沿着长江向上游驻地返回。到达万州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往下坠。为避免坠机伤及百姓,库里申科用精湛的技术将飞机迫降在长江水面,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6、 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献身中国的美国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在陕北苏区的保健医生。　1910年出生于美国的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哈马纳镇，阿拉柏人的后裔，1933年从美国到达中国上海。经宋庆龄建议和介绍，乔治•海德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若秘密来到西北黄土高原，1936年6月进入陕北抗日根据地，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成为最先走进这个红色区域的外国人。1936年10月，乔治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担任军委的卫生顾问。为了表示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他八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中国名字“马海德”。陕北各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马大夫”。

    在漫长而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买还得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延安度过的。他主要用听诊器和手术刀为这场神圣的法法西斯战争服务，同时，也为党做一些外事工作。为了做好对毛泽东的保健工作，马海德可没少动心思。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养成了夜里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有时，白天有会议或必须参加的一些活动，他就不得不减少睡眠。马海德唯恐毛泽东睡眠不足引起神经过度疲劳而影响健康，就想尽各种办法调剂。有时候，他拉毛泽东去打乒乓球；节假日，他动员毛泽东去看文艺节目或跳舞；有时还陪毛泽东打麻将，避免人们在毛泽东休息时跟他谈工作。
　
    经过几个月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锻炼，马海德确信自己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军战士了，他多次在心里默默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1937年2月，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被上级党委批准，预备期为一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随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是年底，马海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开始负责筹建八路军军医院。
　　
    延安当时是中共红色首府，这里汇集了很多中共中央领导人，保证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是马海德在抗战时期的一大任务。从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大部分领导人，以及在延安工作的中共五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都曾接受过马海德的检查或治疗。
　　
    马海德为人正直诚恳，医德高尚，工作负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并很快学会了当地方言，深受陕甘宁边区军民爱戴，被群众当成自己人看待，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马大夫”。 有一次，一位同志被毒蛇咬伤，马大夫硬是用自己的嘴，对着病人的伤口，把毒液一口一口地吸出来。那个病人感动的哭了，说：“你真是中国人民的贴心人！”

    1940年3月，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批准，马海德与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插班学习的进步青年周苏菲结为伉俪。毛泽东和当时也在延安的周恩来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马海德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随军到山西 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返回延安，开始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1946年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身份，参加在北平成立的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海德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协助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性病和控制麻风病领域，并取得重大成果。

    1980年至1988年，马海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9月，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身患癌症的他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终因体力不支病倒。1988年10月3日与世长辞，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