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陈纳德组建“飞虎队”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美国空军中将，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1893年9月6日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康麦斯，1911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师范学院毕业，担任乡间教师。1919年从飞行学校毕业，1923年，被派往夏威夷，负责指挥第19战斗机中队。在那里陈纳德编写了《战斗机飞行技巧手册》。 1936年1月，中国空军毛邦初上校邀请他到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担任飞行教官，1936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在洛阳考察航空学校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他当即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尽力为中国服务。”后赴南昌，被指派指导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

    1937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国民党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视察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他还在湖南芷江组建了航空学校，后来又到昆明航校任飞行教官室主任，负责给高级班授课。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中国的飞机只剩10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加上6个幸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一个“国际中队”。他们成功的袭击了几个敌占区目标，造成日军的恐慌。但是在一天下午，日军飞机袭击了机场，国际中队的飞机全部被炸毁。

    1940年后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中国国民党空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飞机更为缺乏。这时中国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之比是1：53，日本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制空权。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1年11月，陈纳德将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2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应聘中国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

    陈纳德于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与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

    8、国际友人崔可夫：带着150架战斗机抵渝抗日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指挥中心之一，战时的重庆得到了同盟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也涌现出一批国际主义战士。除了被人们所熟知的库里申科，还有一个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他就是国际友人崔可夫。
　　
    崔可夫全名瓦西里•伊万诺夫•崔可夫，1900年2月12日出生于沙俄。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曾指挥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打德国柏林等大型战役。然而，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前苏联将领，在正式参加对德战争之前，却在中国重庆战斗、生活了一年之久。
　　
    崔可夫是肩负一项特殊的历史使命来到重庆。1940年秋，正在欧洲战场指挥作战的崔可夫，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铁木辛哥元帅之命，急返莫斯科晋谒斯大林。原来，为了避免苏联面临对德、对日两线作战，苏联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对日作战，并决定派崔可夫到中国，并任命其为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对中国的抗战实施援助。
　　
    崔可夫受命后，率领15名军事顾问及其他军事专家，于1941年元旦前夕抵达重庆，下榻苏联驻华大使馆。抵达重庆的当晚，崔可夫就率军事顾问，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以增加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为研究中国抗战形势，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作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来到重庆的崔可夫还带来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配件。

    在重庆，崔可夫的首要任务，是尽量促使并帮助蒋介石抗击、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两线作战。为此，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时间来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诸如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兵员来源，甚至士兵习惯、精神状态等。他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想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中国仍在继续抵抗。”

    作为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重庆期间，制定出了许多有关对日作战的建议、方案。1941年4月，崔可夫建议中国军队转入反攻——“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部队应该给在宜昌地区的日军以重点打击，在所有其他战区，也要同时积极开展攻势”。为此，他率领苏联军事顾问制定了反攻宜昌的作战计划，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

    除此之外，崔可夫还建议北方的第一、第二、第八战区协同作战，以阻止日军在山西战场的进攻；同时制定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反击日军的作战方案，促使中国军队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这些作战计划和方案，得到了中国军方的同意和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唐润明称，用崔可夫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拟制的计划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崔可夫在重庆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阻止蒋介石打内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遭遇了“皖南事变”，而最终局面的扭转离不开崔可夫的奔走斡旋。

    1941年1月，得知“皖南事变”的崔可夫震惊不已，当时他还不是军事总顾问，而只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经过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商量，他们决定，要“让蒋介石知道，侵犯共产党，调转枪口对准人民而不是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同年1月16日，崔可夫直接拜晤蒋介石，并明确地告诉蒋介石：中国现正处于寇侵国危之时，全国军队理应“精诚团结，不可有丝毫内部冲突，此乃贵国胜利之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崔可夫还与在重庆的国民党要员、军事将领、各院部会负责人谈话，反复告诫他们：内战只能有害于反侵略战争，并暗示此种行为有可能导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与此同时，崔可夫也将情况及时电告莫斯科，通过莫斯科向蒋介石施压。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正在成都疗伤的崔可夫立即回到重庆，与中国政府及美英驻华军事代表频频会晤，商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各国的应对之策。嗣后不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崔可夫完成了其在华的主要使命。1942年2月下旬，崔可夫偕其主要随从人员离开重庆，回到苏联，并立即率领苏联第一后备军投入到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

    9、国际友人林迈可：一个英国贵族抗战在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林迈可先生对中国的贡献，一点都不亚于白求恩大夫。” 林迈可，一位出生在英国勋爵家庭的贵族，在抗战期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之聘来华教学。那些年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艰苦年代，林迈可看清了日本不仅是侵略中国，而且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它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企图统治整个亚洲，瓜分世界。林迈可也看到了当时中国人民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他与进步学生往来密切，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

    1941年末，日本突然袭击日本珍珠港，日本宪兵开进了燕京大学，要逮捕包括林迈可在内的一切反对日本的中外人士。仅仅在此10分钟前，林迈可和新婚妻子李效黎女士驾着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匆忙逃离，躲过了日本宪兵的逮捕。

    1942年，林迈可奋不顾身地投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行列，以外国非共产党人身份参与抗战。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晋察冀游击区，他和李效黎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吕正操等领导下的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他发挥自己在无线电方面的才能，用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机器上破旧电子零件改装无线电收发报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报务人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游击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的军用物资。两年多的时间里，林迈可、李效黎和许多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一样，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他利用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秘密为中国军队采购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随后，辗转在八路军和游击队活动地区，最后于1944年5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是林迈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生涯。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领导人常在一起，交谈工作，联欢会上一起跳舞，甚至分享各家菜园的收获。他称赞“中共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 当林迈可帮助八路军设计野战无线电通讯设备时，李效黎一边帮助翻译，一边在八路军中教英文，为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做翻译，并教授他们中文。

    战争时期，广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以赢得国际支持，也可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是开展心理战的有力武器。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但受技术等限制，新闻一直无法传往境外。

    本职为经济学家的林迈可，喜爱物理学，尤其痴迷于无线电。1942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受聘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分解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成为林迈可的工作重点。经不断研究，他和中国同事一起成功地将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1岁半的幼女，冒着枪林弹雨抵达延安，建议设立发射台和定向天线，以便让无线电信号发射到美国。但天线的设计和位置并非易事。林迈可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出V形或菱形天线，靠着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最终成功地在延安的土地上树立了天线，并帮助组建了一台一千瓦的发射机。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同年9月1日正式定时广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据记载，播发每日两次，是通过手工用英文莫尔斯码播发的，每分钟18个词。

    林迈可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作为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工作作出了独特而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