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也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包括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遵义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石箱子会议（1935年2月3日）、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12日）等，前三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后两次会议应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会议或者说“执行会议”。这一系列会议，从广义上都可以被理解为“遵义会议”。

    其中，通道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即原定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奠基；猴场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到川黔边界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召开的石箱子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它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生动呈现。此外，这种革命精神的现实深化也是释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从遵义会议的召开看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其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的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集中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列举了许多事实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他说：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王稼祥不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表示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的发言在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的同时强调：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

    当时，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他们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但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也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的批评。

    会后，部队行进到鸡鸣三省的一个叫石箱子（属四川叙永县）的山村。2月3日，中央红军政治局及中革军委在石厢子召开了著名的石厢子会议。会议彻底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领导权问题，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讨论调整了长征的战略方向，中央红军渡赤水后由准备北渡长江改向扎西（云南威信）前进；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

    此后，部队行军到贵州遵义县第十二辖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次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红军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坚决反对南下，坚持继续北上，过草地，趟沼泽，翻雪山，突破腊子口，跨过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迫切需要解决军事领导和战略路线问题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从此，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

    1、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变了行动方针，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这对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2、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重大胜利。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我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中央红军开始万里长征，沿途遭到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贵州。当红军1935年1月7日到达遵义时，队伍已经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红军渡过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

    3、遵义会议是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也就是说，由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上来。1931年到1934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在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把他们神圣化和教条化，炳机械地运用到国内来，强行贯彻执行，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到失败的道路。经过遵义会议上的斗争，战胜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中央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指导中国革命。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斯大林的指示，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斯大林的“左”倾错误的束缚。

    4、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又一次重要转变。即由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开始转变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新领导，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全党经过14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找到了懂得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革命规律的毛泽东同志。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做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新三人团”，处理一切党、政、军的重大问题。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路线，给中国革命的成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遵义会议结束后，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高兴地跳了起来，欣喜若狂，热泪盈眶，纷纷为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红军而奔走相告，感到红军长征胜利有了保证。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5、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者奉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给我党的毒害是很深的。加上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指定”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抉择”、“确定”，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