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康克清同志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1925年开始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孜孜追求、奋进不息，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给她深深挚爱的中国妇女与少年儿童事业，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今天，是康克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祖国网特刊发朱德元帅外孙刘建将军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康克清（1911年9月7日-1992年4月22日）

    康克清奶奶从一个农村童养媳自觉参加革命，经过红军的培育和战争的锻炼，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实践，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一生经历具有时代的、鲜明的代表性：既是旧社会普通百姓反抗压迫、要求翻身解放的缩影，更是广大妇女追求革命、追随时代不断前进的典型。在战场上，她临危不惧，勇挑重担，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她在革命斗争中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同辈人眼中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姐；在晚辈们的心中是一位有着拳拳爱心的慈母、慈祖母；她作为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充当事业和家庭两种角色都尽心尽力，当之无愧。

    难忘的长征岁月

    1934年底，中央苏区因当时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决定由他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这样作为红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服从组织决定率总部随四方面军北上长征。康奶奶担任总部直属队的指导员，随红军总部一同参加了长征。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日，康克清（后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我曾经问过奶奶，您走过两万五千里吗？奶奶告诉我说，我和你爷爷过夹金雪山就三次。其中1935年10月，当时张国焘对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使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开了。爷爷当时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并说服张国焘按中央方针北上，不得不跟四方面军南下，第二次翻越夹金雪山。奶奶陪他边走边做张国焘的工作，努力避免红军打红军，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张国焘这个人很霸道、有野心，要另立中央，对不服从他命令，对他有意见的人，不是迫害就是使用暗杀或找借口说你投敌、叛变、是敌人派来打入内部的特务而杀害我们的干部。

    当时红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同志，因为拥护北上，反对南下。张国焘就怀恨在心，把他关押起来，要严加惩办。爷爷奶奶知道以后找张讲，曹里怀从井冈山就跟我们在一起，只说了几句话，你就要杀他，以后谁还敢讲话？曹才免遭毒手。

    开国上将彭绍辉任红三军参谋长，同样拥护党中央北上的决议。张国焘找他以谈话为名，张的亲信用枪顶住彭的胸口。爷爷见此情景，气愤的上前夺下枪，让彭赶快离开，才免遭杀害。

    廖承志副委员长，也因同样原因被张国焘扣押。爷爷请奶奶帮助找到廖的下落，奶奶经过仔细寻找，发现廖被关押在保卫局，告诉了爷爷。爷爷找张严厉交涉，张才下令放人。

    在跟随四方面军长征中，爷爷奶奶不顾张国焘的威胁和迫害，反对分裂中央，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抢救被迫害、扣押的干部。最后将这支队伍带回陕北。毛泽东同志曾这样称赞爷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个评价也同样有康奶奶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奶奶和爷爷也不止一次过草地，第一次只走了一半。张国煮就借口河水涨水，率部队返回，经爷爷奶奶耐心的说服工作，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因在长征过程中受到了挫折，认识到了张国焘的错误，部队终于又过了草地到达甘孜，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共同北上。

康克清在延安

    据康奶奶回忆，在长征行军中，她为收容掉队的人，常常遇到随中央机关行动的一些领导同志。遇到的比较多的是毛泽东。他最关心战士的思想情绪、体力状况、干部们有什么想法和议论。康奶奶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接着，他又有说有笑地谈起古今来。等部队进入贵州省，他讲了许多有关贵州省的掌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啦，“黔驴技穷”啦，“夜郎自大”啦，……他说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完，他用手指着西北对我说：“那个夜郎国就在贵州省的西部，离这里不远了。”康奶奶很喜欢同毛泽东走在一起，在他的说笑中，增长了不少知识。

    在遵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是党中央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那几天，朱老总容光焕发，会议结束后，他高兴地对康奶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啊，你等着传达吧！”1935年1月18日，在遵义天主教堂召开了中央、军委直属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几百人聚精会神地听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情况，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长征中，康奶奶带领部分女红军战士行军。红军中的女战士多是贫苦劳动妇女，参加革命前，她们生活在最底层。那个年代，贫苦妇女不仅要忍受军阀混战，地主剥削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公婆、丈夫的欺凌和虐待。非人的待遇，养成了她们吃苦耐劳、不避险阻的性格，更使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和革命要求。奶奶告诉我：长征中红军女战士不仅每天遭受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过雪山、草地无粮挨饿的生死考验，同时担负照顾伤员，抬担架，沿途宣传鼓动工作。行军中战士们每逢遇到宣传队女战士鼓劲的时候，情绪总是很高昂，有时还跟着学唱起来。消除了不少疲劳。她讲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很有文艺才干，编过很多快板段，在过党龄山时女宣传队员就给部队唱道：“党龄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大家加油赶快翻，翻过山去有温泉……”。到了宿营地，女战士们顾不上休息，走村串巷，发动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建立地方政权，培养妇女干部，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扩大红军队伍和筹粮、筹款。奶奶曾说过，在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我们女同志由于生理条件的原因，特别是怀孕生孩子，连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碰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大。走到后来，由于累、饿、冻加上风吹雨淋，绝大部分女同志得了妇女病。奶奶动情地回忆说：“回想长征两万五千里，无数艰难险阻，最严酷的还是过草地，饥饿和疾病是红军遇到的最大困难和威胁，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那里倒了下去，长眠在那里。我带领的这部分女同志人数不多，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终于战胜困难，走出了草地，当我们回头看看想想那段艰辛的经历，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1935年6月中旬，红军总部跟随先头部队从宝兴县出发，来到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4000多公尺，上面终年积雪。总部根据先头部队第一天爬雪山的经验，要求充分准备，并严格规定人人应当遵守的事项：上山不准猛跑，要稳住劲一步一步上去；非十分必要，不准大声说话等等。康奶奶感到有点气短。医生说，这叫高山反应，爬山要特别当心。这时，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夫人李伯钊走到康奶奶身旁，帮她背起粮袋，扶着她走。越往上走越感到气短，有点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有雪的地方，两条腿再也抬不起来，浑身软绵绵的，只想坐下来歇歇再走。李伯到死命拽她往前走，说：“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康奶奶咬紧牙关，在她的帮助下重新迈开了步子。李伯钊因为帮助康奶奶，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康奶奶怕连累她，就站住脚，叫她自己走，别再管自己。可她哪里肯听。这时，朱老总的马夫赶着驮东西的骡子走到康奶奶的身边，让她拽住骡子尾巴，跟着走。康奶奶猛使劲一把拽住骡子的尾巴，又在手臂上绕了一圈，然后指指李伯钊，想叫她也来。李伯钊闪到一边，摆摆手，意思是只要康奶奶有办法，她能自已翻过山去。不知走了多久，忽然眼前出现湛蓝的天空，冷风扑面吹来。康奶奶她们终于翻过了大雪山。

1937年，康克清（右）与贺子珍在延安抗大。

    到了懋功，康奶奶的病好了一些，高山反应也消失了。李伯钊来看她。这时康奶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李伯钊哭着跑上来抱住康奶奶，俩人都很激动。经过一年的曲折，部队终于实现了北上。等康奶奶到达洮州时，听说李伯钊生了重病，高烧不退，还大口大口吐血。康奶奶急忙跑去看她。她一见到康奶奶，泪如泉涌，用那骨瘦嶙峋的手紧紧抓住康奶奶的手说：“克清！我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若是不行了，请把我抬到陕北，我一定要回到陕北党中央去。”旁边的傅连暲医生深受感动，给李伯钊打了他保留的最后一支退烧针，几个小时后，李伯钊终于退了烧，情况也稳定了下来。

    保育院里的“康妈妈”

    在全国进行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者疯狂枪杀虐待中国妇女儿童，无数热血青年及有识之土，浴血奋战在抗日救国的最前沿。眼看大批八路军将士的孩子和烈士们的后代，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康奶奶心如刀割，整夜无眠。她在作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放弃当一名指挥官的愿望，要将浴血前线将士的后代妥善安置，免除他们的顾虑。在朱德爷爷的鼓励下，她主动挑起妇女儿童安置工作的重任。

康克清与朱德在延安

    1938年10月，在宋庆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的发起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址设在延安，保育院下设保教、总务、卫生三个科，院内分为乳儿、婴儿、幼稚、小学四部。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康奶奶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系列困难和矛盾，节衣缩食给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怀，带给他们物质和精神的粮食。对于那些父母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遗孤，康奶奶专门安排保姆和阿姨们负责管理教育。这个保育院为培养革命后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都曾在这个保育院生活过。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

年轻的母亲们在保育院里学习

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的孩子们

    康奶奶一生没有生育，却十分喜爱孩子，她看见了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甜甜的滋味。总想把他们抱一抱，亲一亲。她说人们称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点也不错，他们象征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再多再大的烦恼，到孩子面前也会忘得一干二净。

    长征途中，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在西康阿坝地区生下了女儿远征，因当时各种条件十分艰苦，粮食少无法吃饱，爷爷奶奶省下自己的口粮给陈琮英同志吃。过草地时，他们一起在水边钓鱼，并做了鱼汤送给陈踪英喝。从那时起，任远征就变成了爷爷奶奶的干女儿。在延安，陆定一同志的儿子陆德出生后，因母亲奶水不足，经常生病。康奶奶将爷爷特供的半瓶牛奶拿出来喂养陆德。至今谈起此事，陆德都会激动地表示，没有朱爹爹和康妈妈我活不到今天。刘伯承元帅和夫人在抗日前线，他们的儿子刘太行就托付给了爷爷奶奶照顾。太行至今亲切的称呼奶奶为康妈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很多老同志回忆起那个年代都感慨地说：“那是生死与共的革命，战斗的情怀呀”！

    和康奶奶共同为这个保育院工作的同志们看到她面对这么多孩子的吃喝拉撒、安全防御、预防接种、防病治病、幼儿教育等问题，而一心扑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的工作上，都发自内心的称她为“康大姐”，孩子们则亲切的称她为“康妈妈”。

    抚育儿孙共克时艰

    爷爷为了报答兄弟姐妹当年节衣缩食供他上学读书，支持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恩情，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不忘当年手足之情和慷慨相助的兄弟姐妹，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当年一下就来了十几个孩子，而所有费用全由爷爷和奶奶的工资负担。爷爷有言在先，不是让亲属们来北京“沾光”，而是培养他们的孩子上学读书，长大报效祖国。在爷爷的言传身教和奶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呵护下，我们这些幼苗一棵棵茁壮地成长。

1958年，朱德、康克清、朱敏等在北京荣宝斋。

    爷爷自1955年授衔以来，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去世前，他拿的工资一直是国家行政二级的工资，只有400多元，与奶奶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不过七百元。虽说他们两人都属于高工资，但是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以及每周的伙食费等等，一个月下来，工资也就所剩无几。爷爷和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十几个半大不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中，要开三桌饭，奶奶为了照顾爷爷的身体健康，给爷爷开小灶，可是她自己坚持和孩子们吃大锅菜。三年困难时期，吃粮要粮票，爷爷每月定量是26斤，奶奶才20斤，每个孩子定量也才20斤。俗话讲：“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此月月亏粮。当时中央及各机关要给爷爷家里的超支粮食进行补助。爷爷考虑国家的困难，决定自己动手，想办法把亏空的粮食补回来。于是，爷爷带领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这些都种过。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还带领我们采摘野菜，如荠菜、苦菜、马齿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每周休息日时采摘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就这样，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硬是把亏空的50多斤粮食给补了回来。

朱德和孙子们一起读书

    又如换洗衣服，补袜子之类的事，虽说不用奶奶事事亲自动手，但也要她忙活、计划一番。棉咔叽、毛蓝布，穿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磨破。一双棉纱袜穿在淘气男孩的脚上，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露出脚趾头。当年布票和粮票一样珍贵，为了给孩子们做衣服，奶奶真费了不少心思，专找结实耐磨的灯芯绒和劳动布。而她自己的衬衣糟得都不好再洗了，她都不肯换，说是软和，穿着舒服。

朱德元帅与夫人康克清

    在全家人的心目中，奶奶的权威是公认的，说话是算数的，爷爷在世时是这样，爷爷去世后仍然是这样。除了爷爷的威望、奶奶本人克勤克俭、身先垂范外，最可贵的是她始终“端平一碗水”。不论是自家的孙辈，还是老家来的侄孙，她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吃在一桌，新衣服总是从大孩子向下传，打补丁的旧衣服小孩子接着穿。她的宽容大度得到全家人的交口称赞。奶奶对一家人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也赢得了全家人对她的尊敬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