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黎平会议”80周年研讨会主会场

刘建参观黎平会议纪念馆

刘建少将作主题发言

刘建与参会军队领导合影

刘建与黎平县委书记王茂才

刘建在黎平会议旧址前接受记者采访

    八十年前的黎平会议，是红军被迫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紧接之前的通道会议和紧接之后的猴场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和序曲，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由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领导，他们拒绝朱德、毛泽东建议红军转入外线，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打败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而是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硬碰硬战法，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要继续排挤毛泽东，不让他参加战略转移，在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坚持下，才同意了毛泽东随行。在“准备出击”的命令下达后，康克清对朱老总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老总苦笑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他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了。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而湘江战役，红军尽管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已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惨痛的损失，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左倾错误极端不满。红军进入通道后，毛泽东提出应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2、6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了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的积极支持。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面对李德“这是可耻的逃跑”的指责，朱总司令却坚定地说：“我的顾问先生，如果我们不是在中央苏区死打硬拼吃了败战，哪有今天的‘逃跑’？到目前为止，你还不清醒，如果我们拼死在沙场，又有什么用？能夺回中央苏区吗？”通道会议为战略转兵迈出了第一步。

    通道会议虽然为西进贵州迈出了第一步，但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仍然没有放弃向湘西进军与红2、6军团汇合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在进军途中，就酝酿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红军再不能钻入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妄图在湘江战役后，在湘西与“朱毛”红军最后一战，从而消灭红军的危险境地。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陆续进入到黎平县城。黎平是湘桂黔三省交界的地方，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红军曾三次进入黎平，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便于红军进行修整和补充。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家祥等领导都认为改变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已经是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选定黎平为召开长征以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理想地方。在中央红军西进途中，毛泽东虽然被排挤在领导层外，但为了彻底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仍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等领导人进行斗争。中革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在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坚决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仍然不断地向博古、李德提出正确的建议，并在具体战役战斗中争取主动、力撑危局。朱德、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12月17日部署18日的部队行动时，即命令红1军团在进占剑河后，“不渡青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红9军团向来路及王寨方向警戒，红3军团向黎平西北开进，军委纵队在黎平不动，红5军团进至黎平城，并对来路实施破坏警戒。为黎平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军事部署。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翘街中央周恩来、朱德进驻的一处有名的老式民房里召开，主要集中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博古并代表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同2、6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主张放弃同2、6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朱德在会上还专门提议，把受到李德排斥的刘伯承从5军团调回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向湘西进军的原定计划，为红军战略转兵创出了一条生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即于12月9日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黎平会议是一次深得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的会议，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避免了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明确了新的进军方向和作战原则，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充分发挥了军委、书记处、总政治部的整体职能作用，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并对军事指挥特权进行了明确限制，初步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尽管如此，博古、李德仍然没有放弃错误的“左”倾路线。1934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再次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二人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还明确规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