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今天，我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崇敬的心情，齐聚江西于都，共同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8万名工农红军，正是从这里出发，星夜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开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回顾那段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感谢江西省党研室主办这次纪念座谈会。下面，我依据史料，回顾一下朱总司令在红军长征出发前后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亲自指挥红军作战，为红军长征出发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4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博古、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等领导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到外线作战的正确主张和建议，而是用“堡垒”对“堡垒”的硬碰硬方法抗击敌人，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经过近一年的反“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遭受极大损失。1934年8月，博古、李德推行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失败后，他们已不打算守卫中央苏区，而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去研究撤退计划，中革军委一摊子临时交给了朱总司令去维持，这给了朱总司令以指挥上很大的自主权。

    朱总司令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改变了李德“短促突击”、“拼命主义”、阵地战和堡垒战的一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特别注重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他向各军团领导强调指出:在以后的战斗动作中，“一方面你们应准备给敌人以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的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并特别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所以，9月前后红军各军团即不再和敌人打硬仗，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撤，避免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作战。这段时间，虽然我前沿阵地不断失守，但中央红军主力未再遭受大的损失，为红军长征出发保存了有生力量。

    当然，朱总司令指挥作战绝不是单纯地消极避战，同时也捕捉战机，采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战术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34年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辖6个师和两个团向中央红都瑞金的东大门——松毛岭逼近。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再次担负起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指挥红军在9月1日至3日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9月23日，松毛岭战役正式打响。在朱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武装共三万余人，高喊着“保卫松毛岭，就是保卫汀州、保卫瑞金”的口号，在松毛岭这块仅数平方公里的狭小山岭与数倍之敌展开7昼夜血战，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二、亲自领导与粤军谈判，为红军长征出发确立了突破口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是选择南线粤军的防线作为突破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准备战略转移前，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红军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粤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和“互相借道”的协议。在谈判过程中朱总司令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9月，陈济棠向红军递交了一份停战声明，并电约红军举行秘密军事谈判。朱总司令立即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两名同志为我方谈判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举行了秘密谈判。行前，朱总司令就谈判原则专门向潘、何二人作了交待。谈判中间，又专门给陈济棠发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揭露了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恶和蒋觊觎两广的阴谋，并提出了“合作反蒋抗日”的五条建议。根据朱总司令的建议，双方代表经过3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往来; 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 可以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这个秘密协定，实现了南线的暂时停战局面。陈济棠虽然没有接受朱总司令出杭、永，下福州，以及由湘南直捣长沙的建议，但却同意了红军有事可以向粤军借道。正是如此，当中央政治局讨论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线作为突破口。这是朱总司令为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所做的又一贡献——在危急关头，为红军突围找好了一条出路，减少了红军的损失。随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协议对于中央红军突围时冲破前三道封锁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清算“左”倾错误，为红军长征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对于博古、李德奉行的“左”倾错误思想，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就不断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第五次反“围剿”时，朱总司令就提出避开敌人锋芒，转到敌军侧后，选择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后来又多次提议：将红军主力尽早突围，转入外线作战，以挽救中央苏区。但博古、李德非但半点听不进去，反而批评他有“右倾逃跑思想”。后来，形势日益严峻，朱总司令十分着急，他对康克清说：“突围已势在必行，可是中央迟迟不作决定，也不知博古和李德是怎么想的。”过了几天，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康克清对老总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老总苦笑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他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了。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西进途中，于湘南进行了悲壮的湘江战役。湘江战役后，红军尽管冲破了第四道防线，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惨痛的损失，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极端不满。后来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左”倾错误得到了部分纠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才对左倾错误思想来了一次彻底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