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一面鲜艳的“八一”军旗亲手授予了新任命的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从那一刻起，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便正式更名为“火箭军”了！

    在此之前，我军由陆、海、空三个军种和第二炮兵一个独立兵种组成。“二炮”，这支成立于1966年7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创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我军最年轻的兵种，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在毛泽东主席及历届军委的领导下，二炮始终肩负着保障中华民族根本生存利益的使命，成为我国核常兼备的重要打击力量。如今，作为一个独立兵种的“二炮”已功成身退，将更为艰巨的使命交给了新成立的一个独立军种——火箭军。

    “第二炮兵”的建立以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为基础

    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没有和平，一切便无从谈起！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决策研制的“两弹一星”，现在的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中？

    美国，这个始终向全世界输出所谓“民主制度”价值观的超级大国，由于二战后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苦头，便屡屡叫嚣要用核武器报复中国。那时候，早先曾以反法西斯形象出现并以原子弹惩罚过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国，其“正义”形象不见了，代之以类似法西斯侵略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而当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中自感吃亏后，过去曾经的“老大哥”也向中国高高挥起了核大棒……

    历史清晰地记载着：建国初期，我国曾屡次遭受过核威胁、核讹诈！

    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反对核武器，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58年，那是一个崇尚“人定胜天”，“心比天高”的疯狂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在这样的岁月中，一个在废墟中诞生的国家才会产生研制核武器的无畏勇气！这一年里，毛泽东主席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用手势幽默地打着比方：“原子弹嘛，就是这么大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新中国建立尚不到10年的那种各方面都极端困难的局面下，毛主席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由他首发倡议，后又力排各种异议，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发展中国导弹、核武器的伟大战略抉择。

    其实，早在1954年，毛泽东主席就向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的赫鲁晓夫提出过“是否能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帮助”问题，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神情，他摸了摸他那光秃秃的脑袋，说：“搞核武器是很费电的，现在就是把中国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接着，又挥了挥他那短粗的手，道：“只要苏联有了核武器就行了，不必我们大家都来搞它。”

    受到婉拒之后，毛泽东主席意识到：“靠别人总是靠不住！”因此，从1955年开始，毛主席便召集我国有关的科学家开会，决定首先从寻找铀矿开始，独立自主地迈出了共和国研制核武器的新步伐。

    后来，由于“波匈事件”的发生以及东欧多国“离苏倾向”的加剧，赫鲁晓夫从巩固自身地位、争取中国支持的角度出发，在科技援华的态度上才有所松动，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尖端武器方面的帮助。但不久，便由于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建立“苏中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业已达成的有关协议，中断了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激起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壮志豪情。毛泽东主席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很多中央领导和老帅，也都表示核武器的研究应“继续进行”。陈毅元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贺龙、聂荣臻等老帅们也都纷纷表示赞同。

    就这样，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我国就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使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形成为二炮创建提供了基本前提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为中国“第二炮兵”（即火箭军前身）的建立，创造了首要条件。

    然而此时，西方有些国家却出现了一种嘲讽中国“有弹无枪”的论调……

    的确，“导弹”一向被看作是原子弹的“枪”，卫星的“腿”。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中远程导弹，原子弹就发射不出去，核武器也就失去了实战价值，卫星也无法上天。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国的“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等方面的研制工程，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通盘考虑下，几乎同步进行的。

    1955年，当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时，毛泽东主席就亲自接见了钱学森，并作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接着，中共中央便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开始了我国两弹研制机构的设置及导弹的设计和实际研制工作。

    1960年2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并提出了发展我国国防科技特别是尖端技术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口号，加快了我国的核弹研制步伐。

    很快，在钱学森等带领下，当年的11月5日我国便取得了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的发射成功。

    1963年12月，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又提出了“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方针。不久，我国即于1964年6、7月间，连续成功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

    为了尽快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发展有实战价值核武器，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9月1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进一步加快了两弹研制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空投原子弹”的实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1965年5月14日，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一架獾式轰炸机投下了一枚小型核弹，并按事先的设计要求，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上成功爆炸，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空投原子弹的能力。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决定先搞“冷试”（即弹头不装核材料）后搞“热试”。毛泽东主席在试验的关键阶段，一再对主抓此项工作的聂荣臻予以鼓励，要他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毛泽东说：搞核弹和打仗一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鼓励，使广大科研人员倍受鼓舞。

    当年9月，我国“两弹结合”的试验工作准备就绪。27日上午9时，我国大西北的天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接着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我国“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回应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讽，标志着中国原子弹已完全具备了实战能力。

    同时，在毛泽东主席关于“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和号召下，中国的科学家们决心啃下“核潜艇”这块硬骨头。在苏联撤走专家，中国没有任何外援和帮助，甚至研究人员从没见过核潜艇的情况下，我国“水下核弹发射工具”——核潜艇的研究工作，竟全面展开了……仅仅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091型攻击核潜艇“长征1号”，便于1970年12月26日开始进行下水试验，并于1974年8月1日正式服役！后来，我国又进行了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成功解决了原子弹的水下发射问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真正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由战略轰炸机、陆基战略导弹和战略核潜艇，分别在空中、陆地和水下发射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最终形成，为创建中国的火箭军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解决了核弹发射工具后“二炮”的组建水到渠成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建立中国的有效核打击力量，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统筹考虑。因此，早在中国原子弹研制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就对将来建立一支中国人民自己的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了必要组织准备。

    早在1955年7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便派炮兵司令陈锡联到全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1957年7月陈锡联毕业后，毛泽东主席决策成立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并任命陈锡联为院长。次年10月，陈锡联和政委邱创成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了筹建我军导弹部队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迅速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当年12月9日指示创立了“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接着又于1959年成立了武威炮兵学校和西安炮兵特种技术学校，使我国的地面导弹部队有了稳定的人才培训基地。

    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武威炮兵学校和西安炮兵特种技术学校，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英才，他们在随后组建的地地导弹部队、导弹作战基地和导弹工程院校中，担任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走上了师军职以上领导岗位。其中，仅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就至少有5人成为后来“第二炮兵”部队的高层领导和我军的高级将领。如二炮原司令员李旭阁中将，二炮司令部原副参谋长康视华少将、总装备部原副政委高同生中将等。他们既是中国火箭军初创时期的亲历者，也是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第一代创业者，已经载入《中国火箭军史》的光辉史册。

    1966年7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一支掌握现代化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正式组建起来了。当时，为保密起见，我们没有仿效前苏联称作“战略火箭军”，也没有模仿美国叫作“战略空军”，而是经毛泽东主席同意，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命名，确定这支部队的名称叫“第二炮兵”。以后又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

    这支部队尽管是1966年7月正式成立的，但在此之前，为了创建这支部队，毛泽东、周恩来等除了决策、领导我国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研制外，还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