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不同的反响。《瞭望》发表后，贵阳市委办公室派人到北京，向《瞭望》总编辑陈大斌同志责问：各地都有腐败现象，为什么偏偏点我们贵阳？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与市委打招呼？陈大斌笑而作答：我们认为，稿件经中央审定，不必再“惊动”你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不久，一件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在贵州省会被揭露出来。

    1992年，《总书记晤见小和尚》被评为“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并被收进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作品选。一些大学的新闻系相继把此文编为教材。

1991年2月，江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期间与儿童聊天。赵德润 摄

    胡耀邦同志生前曾勉励记者不仅要做文学家、历史学家，而且要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我认为，一个成熟的记者，在涉及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关键时刻，就要具有政治家的洞察力、判断力和胆识。总书记与小和尚谈话的报道，显然不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的报道那样容易把握；况且谈话内容又是反腐败和宗教两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动笔之前，曾有人对我说，总书记来河南，见了那么多党政干部、企业家、群众，为什么偏写一个小和尚？敏感问题把握不好，会不会授人以柄，引起社会负面反应，从而影响党的领袖形象？实际上，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抓住总书记与小和尚谈话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敢于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能正确把握分寸，恰恰可以产生一篇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道，恰恰可以通过报道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总书记的博大精深和平易近人，从而提高党和党的领袖的威信。香港《明报》在转发时，标出的三行标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类问题的把握上，我们既要十分谨慎，又要防止谨小慎微到不敢动手，以至于失去重大报道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