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经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对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做过充分的肯定，并指出：“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间范围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就是民主，要提倡个性的解放，摒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１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陈独秀的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37页）。周士钊在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页），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而这种幻想的破灭，与陈独秀1918年12月22日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分不开的。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每周评论》的主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在这个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很有战斗力的文章。12月29日，陈独秀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这实际上是竖起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即反帝、反封建。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又在《除三害》中提出了进行国内斗争的具体方式：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二是“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5月4日前夕，当得知5月4日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7页）。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个月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0页）。5月18日，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某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2－403页）5月26日，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0页）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于11日亲自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捕。在这个《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的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5页），充分表现出反日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彻底性。

　　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这都有力地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领导作用的。

　　■从五四运动时期来说，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例如，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发表在1919年10月、1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也是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