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是昆明联合中学的学生。

　　同年八月，我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当时北京正处在五四运动的时期，青年和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各种政治、学术观点的争论很激烈。学生中，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有信仰马列主义的，也有极端保守的所谓“国粹派”或“国故”派。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刚刚开始，信仰和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还不太多。那时，我们高师一些生活上比较困难的学生办起了一个“工学会”，利用课余时间经售书刊、杂志及文具什物。不久，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并和李大钊同志取得了联系。工学会的活动从经营进步书刊扩大到组织学校的工友、杂役识字、卖书、办夜校，并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此外，还出版了一个启蒙性的刊物《工学月刊》。

　　一九二○年后，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又办了一个刊物叫《劳动文化》，由我负责编辑。当时李大钊同志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象他这样一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轻人景仰的前辈。

　　一九二二年，李大钊、蔡和森同志在北方开辟党的工作。蔡和森还参加指导我们高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一年《工学月刊》的“五一纪念号”提出了“劳工运动”的口号，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李大钊、蔡和森同志领导和教育下，我们逐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要和社会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尤其是和劳工运动相结合。那时，我们的小编辑室是高师S·Y(社会主义共青团)的革命活动场地，也是蔡和森的临时避难所。

　　一九二三年底，我在高师毕业后，回到昆明，并接受了李大钊同志布置的任务，一是要尽可能多的接触学生，二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一九二五年后，我按照北方党组织的通知又回到了北京，我由青年团转入了共产党，并从事于组织所安排的新的工作。

　　回顾这些往事，感想是很多的。首先我想到的是，当时五四运动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不一定都能沿着五四运动所指明的道路走到底。仅就和我一起离开昆明到北京求学的人当中，有些人逐渐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虽然经过曲折，但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有些同志为革命牺牲了生命，至今受到我们永久的纪念；有的人则放弃了革命；甚至有的人后来投靠国民党军阀，做官去了。这就启示了我们，一个革命者，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加强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才能紧跟形势的发展，继续前进，不至掉队。其次，革命的理想和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革命的事业是艰苦的。革命就是要有锲而不舍、前赴后继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第二，多年的实践还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各种不同旗号的政治派别，但历史的发展和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列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才是改造社会、建立新世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