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长期以来，在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要称得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起着主导作用。(一)必须给五四运动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二)积极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三)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笔者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而是李大钊。

    一、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第一次了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三)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二、李大钊通过报刊、社团活动团结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发展和组织革命力量

    五四运动所以首先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发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李大钊长期的组织实践活动密切不可分的。

    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第二，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大钊传》第34-35页）

    其三，热心指导各种团体活动，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第22页）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国民》杂志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这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在图书馆拨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比较广泛，在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潮社》大多数成员思想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阶段，李大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这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使不少青年在李大钊帮助下，接受了反帝口号。

    李大钊还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工作。《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以“增进平民认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五四运动高潮中，他们组织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李大钊传》第60页）

    其四，通过写文章，教育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五四前，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李大钊选集》第160页）他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李大钊选集》第148页）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作人的动。”（《李大钊选集》158页）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联系和团结了国内一批进步知识青年读者，发展了革命力量，从这意义上讲，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陈独秀自己没有创建革命团体，也没有担任任何进步青年团体的顾问和指导等工作。由此可说，在五四前夕主要以李大钊为核心，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周围，已经联系和团结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组织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