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一)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前夕，李大钊经常找学生会的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研究山东问题，《每周评论》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巴黎和会发展情况。（贾灵芝：《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交涉收回山东主权的斗争，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犹如晴天霹雳，震醒了全国人民。团结在李大钊周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青年，立即四处奔走，组织起来，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迅速酝酿着。5月2日晚上，北大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北京20多个高校也派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决定于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山东半岛，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5月4日下午，北京5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标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万余张传单，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当场被捕去学生32人。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运动迅速扩向全国。

    (二)积极参加、领导五四运动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李大钊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线，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在游行结束后，把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运动的指挥中心，“是不断地开会，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52页）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李大钊还把进步教职员组织起来，并且和学生联合会一起，共同营救被捕学生。李大钊作为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亲赴国务院营救被捕学生。面对着军阀的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河北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期）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五四运动又增加了挽留蔡校长的活动。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于10日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校长。同时，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学生采取同一步骤。

    6月3日以后，北京市街头不断地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宣言》要求推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保障人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并警告政府，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是由李大钊、陈独秀起草并到街头散发的。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再次到街头散发《宣言》，陈独秀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毫不懈怠地进行斗争。一方面，李大钊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经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间出狱。李大钊又机智地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另一方面，《每周评论》从第28期起，（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被逼走，胡适乘机接编《每周评论》全部刊登《杜威讲解录》）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6月28日，是所谓巴黎和会签字日子，李大钊立即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随感，在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他说：“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新华门的哭声。”激励中国人民跟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三)、提出“改造强盗世界”等三大口号，为学生运动指明了斗争方向。

    在斗争中，李大钊还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的错误认识，及时地进行教育。他在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中指出，在这场斗争中，要把反对曹、陆、章这般卖国贼和反对整个卖国政府，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结合起来；要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般人为卖国贼，……把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曹、章、陆一般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所以，“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上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他大声疾呼，“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还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每周评论》第22期）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李大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促使中国人民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个彻底不妥协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指导的结果。

    (四)推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

    当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来京。李大钊图书馆办公室成为各地代表交流情况的集合地，“在李大钊同志参与下，研究下一步斗争的办法。在运动紧张时期，李大钊同志连星期日也守在他的办公室。”同时他派出了很多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到各大中城市里去，进一步组织、发动和领导各地斗争。（《光辉的五四》第94页）如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邓中夏到长沙，后也到上海进行联络。

    李大钊十分重视工人运动。早在五四前，他就深入唐山煤矿，写出了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报导。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强调“工人联合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他说：“北京的推水车、粪车工人的力量就很大。把他们发动起来，都不挑水、不掏粪，反动政府就没有办法。”（《李大钊传》）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李大钊“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号召下，纷纷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发动工人起来斗争。6月3日之后，上海、唐山、长辛店、杭州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范围，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五四运动也就发展成为由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23、25期上，分别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六月三日的北京”等评论，揭露了巴黎和会的分脏实质，评击了北洋军阀卖国的行径，强调“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这对提高广大人民觉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起了号召、鼓动和指导作用。(二)在五四运动群众斗争推动下，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斗争。如前述，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连夜送厂印刷。6月10日、11日到街头散发，不幸被捕。陈独秀在狱中斗争很勇敢，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对欢迎的青年们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独秀文存》卷2第50页）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革命气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上述情况表明，陈独秀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五四运动的领导，而不是最主要的领导者。

    四、李大钊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

    捍卫五四运动的成果，在理论上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中革命的、生动活泼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改造。就是要把在五四运动中得到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扩展到全国，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是这新的思潮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严禁，同时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污蔑和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时，必须击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这就出现了五四到党的创立时期三次大的争论。李大钊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三次大争论，成为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的勇士。

    1919年7月，资产阶级右翼、改良主义者胡适，公开跳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大争论。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留声机”，是“阿狗阿猫”都能干的事，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以“多研究些问题”为幌子，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因此，批判胡适散布的谬论，是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陈独秀当时被捕在狱中，这个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肩上。他立即在8月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驳斥了胡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批判了胡适鼓吹的改良主义的实质。指出问题与主义是密切不可分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还从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出发，阐明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不能搞一点一滴的改良。这是因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构造作一切的基础，经济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只能搞阶级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阶级调和。在李大钊的坚决斗争下，击退了胡适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还引起了梁启超、张东荪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客的恐惧，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社会主义论战”。他们伪装革命，打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反对在中国作社会主义宣传，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谬论也立即遭到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社会主义者的回击。李大钊指出：“中国虽不象欧美、日本，有发达的产业经济”，但中国“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不所成”。他强调说：“在今日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李大钊选集》第356-357页）毛泽东、陈独秀等也多次写文章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的反动观点，坚持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无政府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代表人物就是黄凌霜、区声白。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一种反动思潮，其核心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不击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进攻，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就不可能产生。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批判。李大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出人本来是社会的一分子，“离开了社会，亦无所谓个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李大钊传》第112-113页）1920年底，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反对了小组内黄凌霜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将黄凌霜清除出小组。

    通过以上三次大争论，提高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在组织上就是积极创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就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斗争次数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新的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本阶级的革命斗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适应了这时代的要求，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的筹备工作中去。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上海由北京到天津途中，两人讨论了建党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建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4月李大钊和前来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了研究，并介绍代表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5月1日，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新青年》出了“五一”节专号，发表了李大钊重要论文《五一运动史》，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许多报刊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对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9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小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斗争，出版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举办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中建立俱乐部和工会，统一领导工人斗争。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艰苦卓越的努力，党的成立条件已具备。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在中国开始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也是五四运动的主流，谁掌握了这一主流，谁就是领导者。纵观五四前和五四运动全过程，李大钊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且是从思想理论上指导五四运动胜利发展的导师。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也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和李大钊一起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同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五四时期，掌握革命主旋律最早、最正确，给五四运动影响最大的，首推李大钊。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革命青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建树的一座丰碑。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捍卫者，他的伟大名字和他的光辉业绩，与五四运动一起，永载史册，万古长存!

    《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