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