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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