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年间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回顾和研究战史,都应该有准确考证出的战绩和数据作为佐证,数据对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徐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成果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规模会战,其官兵死伤320万人。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长期称毙伤日军276万,不过到台湾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称毙伤日军85万人。据战后日本政府的统计,其在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共133万人(死亡45万人),再加上在东北和缅甸战场上的损失,日军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作战中总伤亡约接近150万人,可认定其中约有一半多损失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1981年徐焰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采访过中国驻印军实际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询问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远比在国内高?郑洞国回答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到印缅的部队完全由英美供应并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训练良好,各方面都能压倒衣食弹药不济的日军;二是出国后士兵无法再开小差,打回祖国才有出路。徐焰还查阅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数字显示抗战7年间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国民党军兵员形成“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战斗力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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