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深知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扩张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国联提出控诉，希望依据国际公理孤立日本，争取到一些外交上的主动。然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国际公理的“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并非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九国公约”虽然反对任何列强对中国的独占，规定中国领土完整，但又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目的仍是调整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非战公约”规定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或纠纷的手段，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期，国民政府期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但面对英、美、法等国对日的温和态度却无可奈何，在军事失利后“苦撑待变”。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外交上的窘困。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