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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的北大红楼 |
2010-10-26 15:3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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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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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单间的建筑工料精细，隔音，里面的声音不易传出。一进屋门只有不足1平方米的地面，迎门和左手两面全是用六七公分粗的四棱木排成的木栅。正面开了一扇一米高、半米多宽的笼门，笼门右下方留了一个能送进饭碗的小洞。左手方向的木栅下面，有个半尺来高、一尺多宽的木门锁着。笼子上下左右全是木板包镶，板缝全是榫子活。所有木活，全是白茬儿，不上油漆，表现出日本建筑的风格。唯一的一盏电灯，装在笼外屋门内的那一小块房顶上。小木笼门的里面，放着一只约半米高的椭圆形马桶。余下约四米见方的地板，是被押人员呆的地方，一室至多容八人，但是在人多时，还要容纳二十多人，坐着还人挨人，睡时侧身躺都困难。”[3]
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被日本人逮捕后，也被带到汉花园的红楼地下室，编入甬道南侧的十四号室，根据他的描述，这件囚室有两扇铁窗，稍微有点阳光，进门的地方也是以栅栏相隔，栅栏以三寸多宽的方木制成，木头之间的缝隙仅仅只有一指宽，栅栏上留有一个小门，只有三尺多高，进门必须俯身脱鞋而入，犯人一进囚室，小门就会被锁起来，栅栏边上有一个小洞，是送饭送水的地方，栅栏小门的左上方还有一小洞，则是看守的宪兵用来巡视监察的。囚室内，地板和墙都是用木板铺成(据张东荪回忆，他被关押于红楼地下室时，曾经想过自杀，但因墙壁是木板，未遂)，在栅栏上端高高的挂着一盏电灯，兼照内外，囚室里每人配有三条线毯，饭菜水碗各有一个，还有一双竹筷子，囚室一角有一个马桶，这就是所有的生活用品了。墙壁上还贴着规则四条，用中日文分别书写，关于不得谈话之类。犯人的姓名年龄写在粘着白纸的木牌上，挂在囚室门上，属本队者挂在上面，属于分队的挂在下面。[4]
没能离开北平的北大教职员除了个别人人之外，都“誓饿死不失节”，在贫困交加中，拒与日伪合作，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的铮铮骨气。如钱玄同，孟森。数学系教授冯祖荀在日寇侵略铁蹄蹂躏下，始终保持中国人的人格尊严，高风亮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燕京大学即遭日寇宪兵查封，燕大20余名师生先后被捕。曾被关押于红楼的燕大、辅大教授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据侯仁之回忆，他从天津被押解回京，在北平前门火车站下车后送到这里，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押入地下室的一间牢房。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20余人均分别住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号之中。每天下午，各牢号各出两人，由日本宪兵押着抬起恭桶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5]《蒋梦麟自传》也提到过，蒋曾遇到一个老学生，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就被送到红楼地下室去受“招待”，日本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最终使他晕了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他曾经连续三天受到这种“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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