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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抗日战争时期的洛阳
2010-10-26 15:35:57
作者: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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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河南地下党的处境非常困难。1939年5月,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负责洛办工作后,便以洛办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各项工作。由于省委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电台,省委的对外联络都是通过洛办电台进行的。
  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竹沟惨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组织部长危拱之突围后到达洛阳,刘子久仍住在洛办,坚持河南省委的工作。1939年,刘少奇三次经过洛阳,召开省委会议及听取各地、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对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也都是在洛办。
  对于因为环境恶劣,不便在当地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人员,洛办给予积极掩护。1941年3月,中共济源地委书记王毅之等地下党负责干部八人到洛办隐蔽近两个月,通过洛办电台同中共晋豫区委保持联系。5月,中条山战役后,王毅之等遵照晋豫区党委指示,返回豫北开展游击战争,洛办通过统战关系送他们过黄河,并派去干部帮助开展工作。
  抗战期间,河南地下党向延安及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党员,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洛办介绍而去的。由洛办介绍到各根据地的进步青年分两种情况:一是秘密出发,由洛办派人护送;二是由洛办发路费换军装公开走。
  (5)统战与情报工作
  洛办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卫立煌。1939年初至1941年底卫在洛阳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与我党关系较好,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都曾在洛与卫见面。洛办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洛阳经受两次反共高潮,坚持到1942年1月,这是和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卫立煌的工作分不开的。
  洛办积极在一战区国民党军队各驻洛办事处、通讯处中开展统战工作。洛办把延安出版的书籍、刊物及以洛办名义印的宣传品送给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军队各驻洛办事处。“百团大战”期间,洛办通过一战区各部队驻洛办事处每月一次的“聚餐会”等公开场合,散发“百团大战”的战报,宣传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功绩,并积极同卫立煌联系,通报战况。“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歪曲事实真相,洛办印了大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和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向一战区各军驻洛办事处及学校、机关散发,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1940年1月,国民党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时,中央得知驻在南阳一带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即将东开“剿共”,指示洛办速查汤恩伯部的行动位置。国民党在华北的反共军事磨擦被粉碎后,又在华中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中央十分需要了解有关的军事、政治情报。1940年6月,洛办将第五战区军政情况、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队对日作战情况、日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向中央作了汇报。同年10月,又将国民党军队何国柱、孙桐轩部配合五战区向豫皖边区新四军进攻的情报向中央及中原局报告,为党中央制定政策和军事部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41年2月,为了接收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和军统洛阳站的情报,洛办在城内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接收点,并指定专人去取。
  洛办在工作中建立了一大批统战和情报关系:一战区长官部苏联顾问室、三十八军赵寿山、魏凤楼支队及其驻洛通讯处、十五集团军刘茂恩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朝鲜义勇总队驻洛通讯处、第九军裴昌会及其四十七师郭贻珩、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第七十队、国民党军委会伤兵慰问组、军统洛阳站、一战区长官部内的地下党员等。通过这些关系,为我党秘密过往人员办理通行护照,安全转送途经洛办的人员,为暂时不能通过的人员安排职业,为前总购买印刷、医疗等器械及军工器材,同时也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
  洛办的统战、情报工作直接由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领导,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及时给以指示,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洛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情报工作,扩大了我党在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上层中的影响,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功绩,为我党及时了解一战区及华中地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情报,制定斗争策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打退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3、洛办的撤离
  1941年12月,蒋介石撤掉卫立煌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改由蒋鼎文接任。1942年1月,蒋鼎文一上任,即通令洛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洛办已无法开展工作。请示中央后洛办决定撤离。
  1942年1月31日下午,洛办召开洛办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撤退计划。2月1日,一路由城内出发准备过黄河渡口,秘密前往八路军总部,行至盂津县海资村口时,译电员等六人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大部人员由秘书罗之光带队从洛阳乘火车公开向西安撤退,途中几经周折,于2月4日到达西安八办,后转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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