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15 师进人山东之初，山东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1937 年10 月，在日军向山东大举进攻时，国民党军队纷纷逃窜。没逃走的，有的向日军投降，被日军收编为伪军;有的人山为匪，自树旗帜。加之齐鲁自古以来兵患频繁，遗散民间的武器颇多.沦陷后各地迅速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多如毛!”仅临邑一个县就有这类武装72 股，多者近1000 人，少者近100 人。他们啸聚林野，打家劫舍，搞得四乡不宁。抗战开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不战而逃，使山东大好河山沦于敌手.115 师主力挺进山东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却乘机钻回山东，并收编土匪地主武装，恢复地方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事磨擦，使我军与日伪顽的三角斗争日趋尖锐。

　　但是，山东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党在山东的领导基础比较巩固.日军向山东进攻时，地下党举起抗日救亡大旗.武装起义的烈火遍及全省。115 师挺进山东，为山东抗日斗争增添了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军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15师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骨千作用，连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1939 年8 月，梁山伏击，我以同等兵力歼灭来犯日军300 余人，毙俘伪军一部，缴获野炮两门，92 步兵炮1 门。梁山战斗后，敌人纠集5000 多人，汽车、坦克160 多辆，在各据点守备队的配合下，疯狂报复，扬言血洗梁山。但是，我鲁西军民依托青纱帐，到处开展游击活动，仅在这次战斗中就击毙敌人300 名，击毁汽车10 辆坦克3 辆，敌人狼狈撤走。

　　在我军同日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泥趁机制造磨擦。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及别动队头子秦启荣部杀害我过路干部和护送人员40 余人的“太河惨案”，国民党军第51 军中的顽固派惨杀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博等40 余人的“银厂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件相继发生。我党我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的策略，一面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友军合作抗白，一面进行反磨擦斗争。记得我们刚到冀鲁边时，逃窜到惠民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不敢和日军作战，却一心想把我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为了团结抗日，我找上门去做工作。这个人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尤其擅长于辞令。那时我才20 多岁，沈鸿烈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见面伊始，他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晌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 ”他原以为一个软钉子可以把我碰回去，岂知我义正辞严地说：“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忘掉了吗?" 说得沈鸿烈张口结舌，频频擦汗。舌战输了，沈鸿烈又指派土顽不断挑衅，制造磨擦，进而侵占我军防地，杀害我干部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还击，先后给刘景良、张子良等反共最积极的土顽以迎头痛击，边区的反磨擦斗争才稍有平静。

　　我党我军在山东敌后的斗争，使日军十分惊慌.他们一面加强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抗日根据地。1939 年和1940 年，敌人在山东1000 人以上的“扫荡”共25 次，其中1 万人以上的两次，1941 年和1942 年增加到70 余次，其中1 万人以上的9 次。至于1000 人以下的“扫荡”和出扰，则无日无之，平原地区尤甚。“扫荡”办法也从“分进合击”、“梳蓖式扫荡”发展到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拉网合围”。1942 年秋至1943 年初，敌人对鲁中、胶东、湖西、冀鲁边、清河地区轮番进行l 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山东军民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机动灵活地开展反“扫荡”. 1941 年冬粉碎敌人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敌人以5 万重兵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两个月的“铁壁合围”.敌人首先袭击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接着以3 万兵力，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115 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临沂北50 余公里)一带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隐蔽布置了强大兵力，准备诱歼我向东转移的部队。我留下部分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大部队连夜乘隙跳到西南方向，转到外线作战。敌人合围留田扑空，就分区“清剿抉剔”，企图追踪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破坏我根据地我便派出一部分兵力，示形于敌，在费县东北的石兰打了一仗。敌人跟踪扑来时，115 师师部义冒着风雪严寒适时转移.敌人又一次扑空后，师部秘密回到中心区，指挥转人内线的主力一部，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10 天打了7 仗，毙敌1000 余人;同时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同敌人斗争。在我广大军民的连续打击下，敌人不得不分路撤退，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终于被粉碎。

　　1942 年，山东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封锁更加严密，使斗争更加艰苦。l 巧师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支援下，破袭日伪军据点，制止日伪军的“蚕食”推进，坚持边缘地区的斗争。其中胶东的反“扫荡”规模最大。敌人这次对胶东区的“拉网扫荡”持续40 多天。使用了1 . 5 万余名陆军，还有部分海空部队配合作战。敌人深人我根据地后，分成许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控制山头，封锁要道，企图将我压缩到牟平县西南的马石山狭小地区聚而歼之。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利用山头、森林分散隐蔽，主力部队留少数坚持内线，大部跳到敌占区或敌人已经“扫荡’过的地方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中心区的反“扫荡”。敌人扑到马石山，才发现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无影无踪。当时，l 个班外出执行任务与我们失去联络，陷于合围圈内.他们为掩护群众突围，往返冲杀数次，最后剩下3 个人，在班长带领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t 敌人合围马石山后，又利用胶东下面环海的地势，沿烟(台)海(阳)公路拉成一线，向东平推，直抵成山头接着又“扫荡”烟(台)青(岛)公路以西地区。由于敌人兵力分散，纵深单薄，我广大军民用“转山头”、钻空隙等办法巧妙地摆脱了敌人。

　　日军大规模军事挺进达不到目的，又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所谓“总力战”，企图用频繁的“扫荡”和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蚕食”政策，缩小乃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194年底，敌人在我根据地建立据点1 100 多个;1942 年底，敌人仅在鲁南就“蚕食，了苍山、码头镇和临沂、郑城、那县广大地区，使我鲁南基本被压缩成“南北余里，东西一线连”在平原地区，敌以据点、碉堡为支点，构成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并沿点线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在冀鲁边区，敌人建立了456 个据点，平均每两平方公里、8 个村庄就有1 个据点，封锁沟墙共长1300 多公里。各县1 区、乡都被分割成若干碎块.每走30公里，要过8 条公路，5 条封锁沟，真是“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几乎没有一个村子不被迫向敌人缴粮、纳税。原来的根据地，完全变成游击区，我军活动极度困难。鲁中、胶东、清河、滨海、湖西地区，同样敌敌人“蚕食”、分割和封锁。敌连续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使我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抗日军民遭到严重困难。南沂蒙纵横不过50 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就被杀害30DO 多人，牲畜被抢去1 万余头，粮食被掠夺160 余万斤，民房被毁5000 余间。广大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不少地区群众断炊。鲁中的泰山区和鲁南山区最严重。军民以米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1941 年、1942 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到1942 年底，我根据地人口减少到730 万，面积缩小到2 . 5 万平方公里，部队减员1 / 4 ，军械、弹药、被服、医药极端缺乏。有的部队夏天还穿着破棉袄，而冬天却打着赤脚。许多部队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然而，我们并未被吓倒，在困难面前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这年8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实行主力军地方化的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归115 师指挥。山东根据地军民和敌人艰苦相持，拚死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