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120 师首长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指示，团结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了加强对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专门设立了从事蒙古民族工作的机构。中共绥远省委设立了蒙民部，省委书记白如冰亲自兼任了蒙民部长，在蒙古族较集中的绥西、绥中的地委和县委也设立了蒙民部，在战动总会中设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察行政公署下设了蒙政处，在专署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别设立了蒙民部或科。这样做，有力地体现了我党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它不仅与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成为争取蒙古民族抗日，瓦解伪蒙疆政权的旗帜，对于密切党与蒙古民族的养系，唤起蒙古民族的觉醒，消除蒙汉对立，实现平等联合，共同抗日，起了褥大的作用。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大青山支队广大指战员，利那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热情地向蒙古族各阶层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运用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罪恶阴谋，讲述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道理。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姚喆、杨植霖等领导同志，也都深人下去，和蒙民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宣传教育，使受骗的蒙民很快觉悟过来。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教育部队：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在与蒙民接触中，坚持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并尽可能帮助蒙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等。蒙古族人民是善良、纯朴、热情的。在我军大力宣传和影响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纷纷参加抗日的行列，有的青年还骑着自家的马来参加八路军。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蒙民的拥护和爱戴，有钓主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有的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我们，有的为我军保存物品，掩护伤病员。1 940 年冬，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同志患了斑疹伤寒病，高烧达摄氏41 度多。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只得将他安置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莫友脖子(今察右中旗北部)一家蒙古包休养。当时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让姚喆同志早日恢复健康，蒙族群众把自家最好的油茶面、奶皮子给他吃。他们还自动侦察敌情，冒死转移保护。经过l 个多月的精心照料、调养，姚喆同志的病好了。临走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相送，还送给他许多奶制品补养身体。

　　帮助建立抗日武装是坚定蒙古民族抗日信心的重要途径。1 030 年夏，在共产党员贾力更等同志的组织、动员下，一支蒙古抗日游击队在土默川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对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装的领导，根据地的党组织先后派经历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蒙古族同志李森和高凤英担任队长，并从大青山骑兵支队调老红军许秉智担任指导员，使这支蒙古民族杭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曾多次独立作战和配合骑兵支队战斗，并且积极宜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深入伪蒙古军内部，做争取和瓦解伪蒙古军的工作，为我党我军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我绥远地区党组织、大青山支队和战动总会，从1939 年秋天开始，到1942 年，先后动员100 多名蒙古青年，分批送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有的经过短期培训即返回大青山参加抗日斗争。这不仅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骨千力量，也为整个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培养了千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1 年春，贾力更同志在护送一批学生去延安的途中，与敌人遭遇，他为了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贾力更同志是一位出色的蒙古族干部，为促进蒙古民族的抗日觉醒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牺性，令人惋惜;他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做好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的工作，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团结广大蒙古族群众抗日的重要一环。在当时，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在蒙古群众中有着相当的权威，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大多数蒙民有很大影响。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比如：不在蒙民聚居区设立任何行政组织;不推翻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对一时投日钓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伪军，不轻易戴“蒙好”帽子，甚至对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也提出了“争取其回头抗日”的口号。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出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员潜入伪蒙古军中，秘密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在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层人士很快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对、怀疑，转变为信任、同情和支持。比如，曾代表四子王府与我谈判的二喇嘛，曾多次掩护我绥中遇险的同志，还多次收留我伤病员治疗。驻察素齐一带的伪防共2 师师长韩伍，不仅帮助我军购买了大批枪支、子弹、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还亲自带人策马跑到我游击区，与杨植霖同志举杯起誓，表示他坚决抗日的决心。毛主席对大青山争取伪蒙古军的工作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争取伪蒙军的成绩较大”。

　　在大力做好蒙古族各阶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我军还抓紧了对汉族地主、绅士等的统战工作。当时，在敌占区，日军为了利用一些地主、绅士的影响来破坏抗日，让他们在伪政权中担任了一定职务。我们为了争取这些人抗日，除采取多种方法向他们宜传我党的政策，启发其爱国心外，并且根据大青山地区的特点，规定了对地主不实行减租减息，而是动员其为抗日作出合理负担，对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采取调节的办法，以保护群众的利益。这些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游击区的地主和开明绅士的绝大多数，很快与我军取得联系，60 %以上的伪乡村政权被我争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暗中为抗日积极出力。卓资县阿路胡洞村地主刘钮一家，多次为我军捐献物资和马匹。

　　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使敌人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三)

　　大青山地区敌强我弱，环境艰苦，斗争复杂，要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必须有抗日民主政权作依托。我们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贯穿着国民党顽固派磨擦与我军反磨擦的斗争。

　　1938 年秋，我军刚刚到大青山的时候，原国民党绥远省的省、地两级和大多数县政府的人员，早已逃到河套等地，乡村政权也被日军利用，变成了伪政权。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战动总会。到1939 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她区、县、区3 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

　　可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却极端仇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 年春，国民党绥远当局趁我打开大青山局面之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召收复失地”，实际是以“政令”来限制我军的发展。但是，我军考虑到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曾在某些向题上作了让步。1 939 年秋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第1 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绥远国民党“白卫军”和那些游击政权也开始同我磨擦。他们知道与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搞磨擦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便把矛头指向战动总会。说什么战动总会向群众征集粮草“不合法”，要我们服从“政令”，由“国民政权”统一筹集供给。我们的同志据理驳斥：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为抗日部队解决军需物资，怎么不合法了你们说由“国民政权”统一负责军需供给，我们到大青山看到的只是伪政权，那里有什么国民政权?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后来，他们竟用武力相威胁，专找战动总会和部队便衣工作人员的麻烦。有几次，我们工作人员筹集来的粮草，半路上被“自卫军”截劫了。他们甚至强行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施以毒刑，我们有的同志还被他们活埋、枪杀成装麻袋填进冰窟。一次在武川乔家营子，“白卫军”偷袭我工作队，使我多人受伤。

　　“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土匪出身。“自卫军”总部的参谋长鄂友三就是一个流氓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群众愤恨地叫他“鄂毛驴”。他的部队每人都身带一根绳索，遇有反抗的群众，就用绳子勒死。当地有一首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鄂友三扯糖把(勒死)。走路碰见鄂友三，3 尺麻绳脖子上拴，不是活埋呀，就是倒栽葱。”蒙汉群众气愤地称“自卫军阶为“灭蒙助日亡国军”。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与友军的团结，避免关刃破裂为敌人所乘，我们对于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所属的“自卫军”、保安队进行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磨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并先后派姚甜、彭德大，杨植霖、陈刚、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多次与“自卫军”谈判和对其规劝，希望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停止磨擦，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和“自卫军”中的顽固派执迷不悟，严我军的劝告为软弱，反共丑剧愈演愈烈，磨擦不断升级。同时还制造舆论，提出“八路军是大青山的客军，应当撤出绥远”，要由“绥人治绥”等反动口号。

　　狡猾的日军这时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紧对“自卫军”的诱降活动。在军事上，停止了对“自卫军”的进攻，并且提出，如“自卫军”愿意与日军合作，可以给“补枪发晌”等等。于是“自卫军”开始同驻绥日军秘密谈判。1940 年1 月，我绥西部队截获了“自卫军”第3 路副司令王有功与目军特务机关驻归绥宫崎顾问、大园顾问、林顾问及日军驻武川县乌兰不浪金田队长的往来信件。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说气，· … 响应汪先生(即汉奸汪精卫)之路，愿率部投顺，请求收容… … 早愿决定率部投顺，效忠新政府之下保卫地方，意出至诚，毫无欺骗之念夹杂其中… … 全军同化归正，大青山游击队必可清除· · … 声汉奸言论跃然纸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