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1940 年冬，我们把原军医处直属医训队改为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贺家川，校长由和平医院院长祁开仁兼任。教员由该院各科医生兼任。学员是由部队选调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和连队卫生员。每年开办两个班，每班40 人左右，学制为l 年。教学课程有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理学，以及英语、日语、拉丁语、政治课和大众哲学等，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医药基础理论，又能到医院实习，掌握一些临床经验。这些学员毕业后，都能胜任连、营卫生工作。我们还办了两期1 年制的团卫生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高级班，培训较高级的卫生干部。卫生学校开办时，设备只有l 台显微镜、1 个血压计，条件很差。由于教员和学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教的认真，学的刻苦，学校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大都是很得力的卫生干部。在5 年内，卫校共办了10 个班，培养了350 多名各类卫生干部。

　　与此同时，358旅、359旅和第2 、第4 军分区等单位的卫生机构，也都与他们所属的医院、医疗所相结合，开办了医训队，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使基层的医疗卫生水平也有所提高。

　　总之，通过不同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培训，较好地解决了医务人员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1940 年冬，百团大战过后，敌人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最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加上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最主要是药品和医疗器材严重不足。怎么办呢?还是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是派人冒着生命危险，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二是发动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帮助我们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三是自力更生办药厂。我们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在神府县的盘塘办起了一个制药厂，由许允安任厂长。制药厂发动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请当地一些有名的中医议定配方，用锅、罐、盆、勺、铁碾、石磨等土办法，制成各种膏、丹、丸，散.这些自制药品，经临床应用，效果很好，颇受欢迎.于是，我们很快把制药厂的规模扩大，由6 人增加到60 多人，设立了制造股、材料股、采药队、采购组等，并陆续增添了3 台压片机和压水机，搞起了压棉床、干燥箱、升华炉等设备，修建了十几间厂房。药厂除生产几十种中成药外，还配制了部分西药片和针剂，生产了精制纱布，脱脂棉、石膏绷带和肥皂等。后来，军区卫生部还成立了卫生实验所，由李志中、姜恒明等负责，研究制造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以及牛痘疫苗等。当时，破伤风和天花传染病对军民的威胁很大，自制的这类药品对防治传染病，保漳军民的健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而我们必须尽力保证和改善伤病员的生活，因为这是配合治疗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办起了供销合作社，自己腌咸菜、榨油、磨豆腐、制粉条、做甜酱，并派人到军区所辖以外的地区去采购油、盐、海带等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品，按当时伤病员的伙食标准供给各医院。贺龙师长对伤病员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每次打了胜仗，他都派人把缴获的食品和日用品送到医院，给伤病员食用。一次，独立第2 旅贺炳炎旅长率1 个团，袭击了宁武县日军的一个放牧场，缴获大小奶牛四五十头。贺师长指示，把奶牛全交给卫生部养起来，挤牛奶给伤病员喝。我们按照贺师长的指示，派些有经验的人精心词养，每天能产100 公斤鲜牛奶，改善了伤病员的生活。

　　由于师首长的重视和关怀，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就为伤病员创造了较好的医治环境，有效地提高了治愈率，使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一切为了伤病员

　　我们120 师和晋绥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是在党的长期培育下发展起来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广大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同部队指战员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一切为了伤病员”，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共同口号。战斗一打响，无论是卫生员、护士、医生、所长、队长、科长，都和指战员们一起奔赴前线，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我们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40年3月，我们师独立第3 支队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的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在同蒲路边上的黄土坡村打了一场恶仗，有200 多人受伤。支队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指示，务必把伤病员全部抬回来，并派1 个团负责掩护。支队卫生部长章德炎率领全体卫生人员，会同当地群众，迅速组成许多个抢救伤员小分队.对近百名轻伤员做好包扎、止血、固定等工作，护送他们随各团卫生队行动;把100 多名重伤员，连夜用担架抬送到静乐县民众医院。当时，敌人就在近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我军民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夜之间，圆满完成了200 多名伤员的抢救和转送任务，受到支队首长的热情赞扬。

　　1940 年7 月5 日，在山西兴县二十里铺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我军伤亡也较大。714 团团长顿星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左肩脚部进，从中腰部出，是斜长线的大贯通伤，进口小，出口大，失血多，伤情严重。医护人员克服困难，日夜守护，积极抢救。待脱离危险后，又将他安全转谈到后方医院治疗。

　　1940 年秋天，在百团大战中，我120 师和晋西北部队共歼敌3500 余人，我们的伤亡也较大，仅伤员就有1200 余人。当时各医院床位短缺，收治全部伤员有困难。同时，由于营养不良，部队中患夜盲症的人很多。对此我们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收集含维生素甲、丙的食品发给部队;二是将后方医疗力量统一编成若干接收站，配置在几条交通线上，负责接收各部队的伤员;三是要求各单位卫生部门尽可能多留治轻伤员，并加强抢救医治、转送重伤员等各项工作。这样，虽然此次战役有战线长、时间久、伤员多、物质条件差1、医疗力量薄弱等困难，但由于各级卫生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收治全部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1938 年6 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深人到我们120 师部队指导工作。他一到前线，就急切地向医务人员提议说：“到伤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应该在哪里”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10 月底的一天，他翻山越岭赶到359 旅。王震旅长要他先休息用餐，他却坚持先去医院看伤员。到了医院他又立即给重伤员做手术，一直工作到深夜12 时。他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战士;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加倍爱护，宁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多受痛苦”，他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们全体医务工作者是很好的教育。

　　1939 年春天，白求恩又冒着危险，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冀中平原，探人到120 师挺进冀中部队的作战前线，抢救伤员。4 月下旬，齐会战斗打响了.白求恩大夫马上带领他的医疗队来到前线。贺龙师长为了他的安全，要他的手术室同师部住在一起。但白求恩坚持要尽可能地接近火线，以便及时救治伤员，减少残废和死亡。在3 天3 夜的战斗过程中，白求恩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从火线上救治了70 多名危重伤员。白求恩大夫那种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和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医务人员，大家向白求恩学习，纷纷深人前线，忘我工作，抢救伤员。我们120 师部队在冀中期间，因为战斗频繁，离后方远，加之途中又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所以，伤员的转运非常困难。为此，我们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尽量到前沿阵地去开展救护工作;同时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一系列应急救护措施。比如，有些重伤员一时不能转运，就分散在群众家里照料和隐蔽，我们派医护人员轮流上门治疗;当敌情紧急时，我们又发动群众把伤员抬到青纱帐里隐藏起来.敌人走后再把伤员抬回来;当伤员集中必须后送时，又动员群众组织担架、大车，昼宿夜行，隐蔽地通过敌封锁线;有时我们还通过做工作，争取伪军中那些有爱国之心的人士，帮助我们转送伤员过封锁线.冀中的人民群众为抢救、掩护我伤病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我们毕生难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我军凝成的鱼水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