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查二才与弟兄们在淄博合影，中间三人为抗战老兵，分别是：左二查二才，左三查一才，左四查立才。其余二人，左一为查二才之弟查三才，右一为查二才的妹夫茅斯琦

查贤忠先生

 《查氏三杰抗日家史》一书的整理者查一才

 查贤廷全家照    1960年8月摄于泰安

查育才和查一才合影  20世纪60年代初摄于南京

查贤廷（丹宸）先生

查氏家族的精神传家宝《查氏三杰抗日家史》

查一才（右）与查二才兄弟合影   1948年摄于徐州

查育才（左）与查二才兄弟合影   1948年摄于徐州

查贤举先生

    我今年65岁，退休前在山东淄博日报社工作，原籍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东庄乡西韩家村。我们这个查氏家族，可以自豪地说，是一个抗日的家族——从我祖父到我父亲这两辈人都是抗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全家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时刻。为了缅怀先辈，也为了让家族内部重温抗战家史、发扬光荣传统，近来我主要从伯父、抗战老兵涵微（查一才）整理的《查氏三杰抗日家史》一书中，汇集了有关资料，同时也是向广大读者作一介绍。

    书香门第，三祖父率先抗日投笔从戎

    我们这个家庭，早先是个勤劳之家、书香之家。我的曾祖父查国扬、曾祖母查范氏当年依靠勤俭持家辛勤耕耘，家境尚好。除耕种十几亩地外，还有临街的几间草房开设客栈（因鲁中南地区盛产花生米，我村村前是运送花生米小车的主要路线），接待过往的行旅客商，主要是手推车夫。这是我们家抗战初期的主要副业收入。当时我村的后街有不少人家开办起家庭客店，接待这些车夫。我的祖父辈是兄弟姊妹4人，祖父查贤忠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同大祖父查贤举和三祖父查丹宸，都是知书达理的社会贤达，又都曾在家乡任教。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的泰（安）、泗（水）、宁（阳）地区，他们传誉乡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路南侵的日军大举侵入山东境内，从此抗日的烽火燃遍齐鲁大地。我村位于大汶口至楼德的公路边，抗战爆发后，先是国民党军队从这里向南败退，后来日寇像蝗虫一样沿公路扑来。兽兵进村后，骄横残暴，竟敢将步枪架在村内路上，分头闯进民宅，劫掠财物、抓鸡、“找花姑娘”。当时只要是听说敌寇过境的信息，妇女们早已到临近的村庄或高棵的庄稼丛中躲避。1939年初春，野蛮成性的鬼子兵，又一次路过我村，横冲直撞行凶肆虐，放火将这个小村庄焚烧，并打死村民。滚滚烈火吞噬了祖祖辈辈的生活依靠，斑斑血迹更激怒了全村百姓对侵略者罪行的同仇敌忾。新仇旧恨为全村后来的团结抗日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的祖父辈是家中较早投入抗日的，三祖父查丹宸更是兄弟三人中的佼佼者。他1899年6月生，自幼敏而好学，豪迈直爽。“七七事变”前，他曾在泰安、宁阳县的楼德、东庄、满庄等高等小学任校长，广交贤达，在家乡的教育界有不少社会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秋季他就串通抗日的活动，1938年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起义时他亲自护送36名青年参军，并与冯平、封振武等过从密切。他1938年8月入党，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又多次动员大批青年参军。1938年，我的父亲查二才11岁时，就在楼德镇的一次庙会上，目睹并听到了我三祖父的一次抗日演讲，他那慷慨激昂的讲话，吸引了众多百姓驻足聆听，不断点头称是。

    我的家乡沦为敌占区后，查丹宸受党的委派，在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在家乡组织泰（安）泗（水）宁（阳）抗日联合会。以自治会、自治区的名义开展抗日工作。查丹宸曾任泰安分会主任（实际是抗日游击队的区长），与日伪展开坚决斗争。

    查丹宸从事抗日活动，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活跃在山阴、石崮一带，扩大革命武装，打击了当地敌伪的嚣张气焰。查丹宸的自行车褡兜内，常装着自卫用的手枪。查丹宸有一次在石崮开会时，曾被敌人包围，经拼死拼活才突围出来。他做抗日地下工作时，曾被汉奸告发。一天汉奸发现了他，查丹宸发觉后马上翻了几道墙跑，后面鬼子汉奸在追。查丹宸跑着跑着看见前边有个妇女正在打辘轳浇菜，立刻脱下褂子给妇女浇起地来。那妇女拿锨弄土。鬼子汉奸追过来，一看浇地的便问：看见跑过人来了吗？那妇女答道：“看见了，飞快地向南跑了。”于是，敌人赶紧向南追去。查丹宸才得以脱身。查丹宸还曾派他的长子查生才、次子查育才携带短枪，于夜深人静时潜入村内，将住在前街高培忠家的两名汉奸诱出，一个名叫刘智俊的被当场打死，另一个被活捉。村民闻讯后都拍手称快。

    举家抗日，两次被抄家仍义无反顾

    大祖父查贤举，1880年11月生，是一位忠厚笃实的乡村教师，在村私塾执教多年，直到患中风偏瘫。抗日战争前，他还担任过几年乡长。由于办事公正，颇孚众望。在旧社会，当乡镇长是件“美差”，但他因秉性耿直又不善理财，乐善好施，反欠了不少“饥荒”，最后只得辞官不做，安于教书度日。家政这块平时主要由他和大祖母操持。抗战期间，他虽年事已高，但却是积极的爱国主义者，本人虽未亲赴抗日救亡前线，但积极赞助革命事业，掩护一切抗日活动。  

    对自己的两位胞弟，对家中六七位十几岁的侄儿、侄媳和自己的大孙子，在一两年之内相继离家投奔共产党和八路军，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并进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1939年大祖父也曾被日本鬼子抓捕到据点备受折磨，敌人要他交待我三祖父的下落，大祖父坚强不屈，推说“不知道”。数天后，邻近的十八个村子的上层人士凑了三百元白洋，联名保释，他才得以脱险。后转移至尧山口任教。我的祖父病重返乡疗养时，大祖父也是多方关照，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为祖父病体恢复尽了长兄的努力。

    抗战初期，我们家作为秘密的交通站，接待从徂徕山到微山湖湖西游击区的交通线来往的同志们，为他们供应食宿。在我党的游击武装夜晚潜伏隐蔽在我们家中休息时，大祖父查贤举都是仔细地布置家人，探听周围风声，关照好这些人员的安全。我的伯父涵微就曾记得，小时候也和哥哥弟弟们为游击队员在户外探听动静。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山东时，有的部队曾经过我的家乡，当时查丹宸所在的抗日组织对我军尽力帮助。分散活动的游击队也常在我们家休息。他们都是在天黑后悄悄进村。我家的火炕成为游击队员和衣而卧的栖息处。我们家贫寒，对这些亲人们没有丰盛的款待，但煎饼、地瓜粥还是能充饥的。拂晓前，这些同志整装穿越津浦线去打击敌人。他们还把从延安、太行山带来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送给我家人阅读。这一交通线接送过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陈光及其他领导同志。

    我的祖父弟兄三人，抗战初期曾多次在家中共议时局，用共同的炽热的爱国心、民族情，忧国忧民。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抗日号召，带领我们整个家庭投入了抗战。在当时，抗日救亡就意味着革命，革命就要吃苦，要离乡背井，准备流血牺牲。在他们特别是三祖父的教育影响下，我们全家义无反顾地跟随我党抗日，于1939年、1940年先后8人参加抗日队伍。除了大祖父因年大体弱未能出来外，我的祖父、三祖父的三个儿子（查生才、查育才、查立才），三祖父的大儿媳马永海，我的伯父查一才（后改名涵微）、父亲查二才，还有查贤举的长孙查重言，都参军了。带动起了全村几十名青壮年投军。可以说，我们家族当时除了缠足的妇女、幼童，基本都离开了家庭。为了抗战，查丹宸还把家中仅有的不到七亩地，或典押，或出卖，所得款献给了抗日事业作为活动经费。

    我们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敌伪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多次对我家进行搜捕查封。1939年，大祖父在村西头我曾祖母家被敌伪逮捕，押到禹村煤矿，后被十八个村子的上层人士凑了三百大洋联名保释，才得以脱险。那是第一次被封门。1940年秋刚过了八月十五，敌伪在半夜又一次突然包围了我们家。屋里的大人都及时越墙逃走，我的父亲查二才因年幼一时未被唤醒，被敌伪抓走，押到宁阳东庄敌据点内。幸有我大祖父全力营救，不惜典押耕地，购买鸦片烟土，托人买通有势力的汉奸维持会长，趁日伪外出“清乡”“扫荡”之际，由东庄街敌据点将我父亲救出来。大祖父及时亲自护送他去找三祖父。后来三祖父又托他的部下钟之印同志，星夜兼程把我父亲送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大队。从此，13岁的父亲当上了小八路。

    从我父亲被敌伪搜捕，到日寇投降，我们家的大门被敌伪长年堵封，室内物品被洗劫一空。院内杂草丛生，门可罗雀，景况荒凉凄惨。但这些不仅没有动摇我们家亲人们的抗日意志，反而更砥砺增强了他们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抗日期间的真实写照。

    在那些艰苦卓绝而漫长的斗争岁月里，像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我家的亲人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三祖父的长子查生才，1941年在山东滕县官桥车站作战牺牲，年仅21岁；其妻马永海，亦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噩耗没有动摇我三祖父查丹宸的革命意志，却都瞒着我多病的三祖母，怕她老人家过于悲伤。全国解放后，查丹宸依然为革命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曾任山东泰安林业学校校长、泰安果树研究所所长，1960年11月病逝，享年61岁。

    我的祖父查贤忠，也是一位被追认为烈士的知识分子，他以近60岁的高龄投笔从戎，为抗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抗日战争前，曾多年执教于泰安德诊女子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历史教员，除了任教外，还在学校协助做些文字性工作。他勤奋好学、乐善好施，但祖父辈们知道，在敌寇统治下，是不会有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的，他们把国家、民族和家庭幸福的希望与美好的未来，寄托给伟大的共产党。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祖父在元宵节过后送我的伯父涵微参军后，安顿好我的祖母和幼小的我叔我姑，自己也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当年春，他作为泰泗宁边区抗日政府的参议员，启程到鲁南抗日行署参加会议，会后留任行政公署的秘书。他出来时，把家中的毛驴牵了出来作为坐骑——因是快60岁的人了，身体又弱。后来因为不能解决喂养难题，只好又让我的俊才大伯父将驴牵回家中（后来三祖父将毛驴卖掉，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在鬼子频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内行动数次而席不暇暖的动荡环境下，他老人家只好步行随大队转移。可以想象，年近花甲、生活营养又是那样的极度匮乏，风餐露宿朝不保夕，他经历了许多忍饥挨饿、缺医少药的困难，这是他后来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的直接原因。党和边区政府为了加强抗日政权的教育建设，后来祖父被调任某县教育科长兼中心小学校长。1943年冬天，我的伯父在鲁南抱犊山区的某村与我父亲喜相逢，兄弟又相约同去看望我祖父。伯父后来回忆，当见到我祖父时，父子仨都哭了。祖父虽然脸色清癯，却精神充沛。当两个儿子问到父亲，参加革命后比在家中吃苦了吧，他老人家以充满乐观坚定的神态说，我已习惯了，我觉得比过去年轻了，虽然吃的要艰苦些，但这是战争的需要。把鬼子赶走，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时候，我们日子一定会好的。你们兄弟俩更要为最后的胜利做出自己的努力。然而，祖父终因病魔折磨没能见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于1947年春告别人世。

    风雨如磐的年代，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我们村的青壮年以及年事已高的父老乡亲，被日寇和伪军的暴行激怒，在我三祖父等先行者的鼓动影响下，先后有数十人纷纷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前线。战争年代，为虎作伥的坏人在村里仅是极少数。我的亲人和这些乡亲，都为祖国的自由解放恪尽自己的职责甚至奉献了生命，也有不少人曾为革命负伤致残，像我的伯父查育才在济南战役中英勇奋战右臂负重伤（1981年病故，曾担任巢湖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作战负伤后被截肢的远房伯父查全才；抗美援朝负伤致残的远房祖父查贤庆等等，他们都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