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时，张西曼、万重英夫妇作为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经常与我党和抗日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往来，成为我党南方局“周公馆”和重庆“八办”的常客。他们曾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跟踪，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积极参与、支持我党开展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为我八路军捐献筹集军响，为共同抗日提供信息、文件、资料等等。张西曼提供我党的不少参考信息、资料中很多都是万重英手迹。

    1944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目前时局》的报告国共关系问题中曾提到，“林老（林伯渠）到重庆半年了，谈判还没有结果”，“重庆现在很混乱，表现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抗战要靠我们共产党，不但我们这样承认，就是外国人和中国许多人士，甚至国民党内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也这样承认”。“林老在重庆演讲的时候，真是万众静听，有的唯恐听不好而站在桌子上听”。“我们新华社日报就全部登出来了，当天该报的售出即增加了几千份。在阎锡山的地区这篇新华日报贴出街头的时候看报的人日夜络绎不绝”，林老有理有据、以真实、大量的第一手精确资料、情况，促使广大民众觉醒，激发了对我党真诚抗日的希望热情和信任支持。林老的讲话的内容中就不乏有张西曼、万重英夫妇等提供抄写的文件和资料。

    张西曼作为中国近代史名人，在史料、书刊和网络上被广泛宣传，称其谓“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翼人士”、“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社会活动家”、“俄语语文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冠以《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及“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近代俄罗斯学的奠基人”等等光环头衔，得到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的赞扬和崇敬。张西曼确实在中苏文化交流、早期译制传导苏联革命成功经验和抗战、主战、统战等民族大业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所成就、奉献和功劳。他事业的成功、成名是与时代俱进、历史潮流的变格推动分不开的；他的才能和志向得以实现也是与有识之士、革命前辈万福华、蔡元培，以致孙中山等先生的赏识、栽培、提携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相辅相成，支持、关照分不开的；更是与他同生共死、患难与共、贫贱不离、结发共度一生的妻子万重英夫人的无怨无悔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常言道，“一个有家室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无闻、甘愿为他付出所有、患难与共、贫贱不移、生死相随、鼎力相辅的贤内助”。万重英就是具有新旧中国两代双重优良品德的贤妻良母典范，她出身名门、高师毕业，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不娇、不燥，不高、不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顾大局、识大体的革命进步新女性。她与张西曼情投意合结婚，婚后除了全力支持协助张西曼去完成著书、论作和革命的工作及社会责任的付出外，她还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勤俭持家，在张西曼最艰难的日子，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她甘心情愿地为张西曼付一切，不论在精神和物质上，几乎都用她那柔弱的肩膀勇于承担。她抚养八个子女及张西曼的侄子，把他们敎育成人；她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全家老小在日寇铁蹄统治沦陷区四处逃亡，受尽苦艰，代张西曼尽孝、担当起照顾病重的婆母及孤寡親友，为婆母养老送终等全部重担；……。因此可以说张西曼事业的成就、名人的光环、功劳中，确确实实有他的夫人万重英女士的一半！今天我们怀念与纪念张西曼、万重英夫妇的革命一生，万重英贡献是不容抺杀的，更不容诋毁的，他们的业绩、奉献和成就是无法分开的，应同载史实，以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