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钰，一九一八年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夏家庄镇安上村一个普通农家。“七•七”事变时，家里有一亩半地，四间半房，九口人, 父母亲和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因生活极度困苦，三个弟弟被迫卖到外地，三个妹妹当中除大妹和二妹结婚外，三妹被迫给人家做童养媳。迫于生计，周钰家的四间半房卖掉了三间，全家人就靠以打铁为生的父亲来养活。

    一九三七年年底，日本鬼子占领了博山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那时周钰虽然在博山“万顺银号”里当学徒，仍然生活无着。当时周钰就受到共产党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只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才能有好日子过。日寇占领博山之前，张敬焘、蒋方宇等革命先行者，在博山开办游击战术训练班，进行系统地抗日救国宣传和军事理论及实战技术的学习，博山全部沦陷后，他们到农村组建了抗日武装，成立了八路军游击队。周钰日思夜想要参加八路军，可八路军在哪昵？张敬焘在哪呢？当时在博山及周边地区有不少的游击司令如博山西河的翟汝鉴，淄川县境内的翟超，博山东乡的吴鼎章等等，这些游击司令都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不真正抗日，被当地百姓称为“馍馍队”，“土匪队”。

    费尽周折，周钰总算打听出张敬焘在马鞍山下的小口头村驻防。于是他约着王士贵，翻山越岭，来到小口头村，不巧的很，张敬焘不在小口头，他带人到别处执行任务去了，部队上的同志接待了周钰和王士贵。他们要参加八路军的请求却没批准，主要是因为领导不在。第二天，周钰和王士贵还有郇慎民只好又一起回到安上村。（郇慎民是八路军，是奉命到安上村弄枪的），当时周钰协助郇慎民同志向村干部了解枪支情况，村干部讲，韩复榘部队溃败时，丢到村里三十多支步枪，村上藏了起来，但被翟汝鉴知道后，全部抢走了。郇慎民没有搞到枪，即刻返回了小口头村。

    一九三七年阴历十二月初七，周钰又与堂兄周克明，王克常一起来到李家镇吴鼎章的司令部。（周克明中学时与张敬焘是同班要好的同学，抗日民主爱国人士，后来在淄川东坪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王克常与张敬焘是亲威）那时张敬焘等人都在吴鼎章部作统战工作，这一次是见着张敬焘了，可是要参加八路军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

    一九三八年初，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第四支队第一团团长徐化鲁，政委罗文华率部队到了安上村，张敬焘也一起来到安上，张敬焘是本地人，家住博山城里，有好多事情团领导都委托他去办。两天后周钰又找到张敬焘，他一听说周钰要参加八路军，便对周钰说：“这次你走不成了，你母亲已经找过我了，说家中坚决不同意你参军，因你家里不同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带你走，你安下心来吧。”第三次要求参加八路军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这可难坏了周钰，他心里火烧火燎，坐卧不安，他可是做梦都想参加八路军啊。

    时隔不久，周钰从本村一个头面人物的口中探寻到八路军在博山的石马村驻扎，于是周钰背着家里人翻过石碳乌南山，到了西石马桥东。他刚进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就被几个红枪会的人当作城里汉奸包围起来。周钰说是来找部队参加八路军的，红枪会的人说一团前天就走了，周钰急切地问：“他们都走了，没留下别人？”红枪会的人说“五连还在这里。”“太好了，我就是要找五连的张敬焘，快带我去吧。”红枪会的人还不放心，又追问周钰：“你真认识张敬焘？”“不认识我能来找他吗？你们快领我去吧、”于是几个红枪会的队员把周钰送到了五连驻地。张敬焘见到周钰开头就说：“你到底还是追来了。”周钰说：“我来的真不容易呀，不光家里阻拦，来到这里差一点把我当汉奸了。”张敬焘说：“对不起，我们红枪会是专门站岗放哨的，特别是对城里那边来的人都要仔细盘查。”喝了点水，休息了一会，张敬焘把周钰领到团政治处李萍主任那里云了。李萍主任简单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反复问了周钰家里各种情况，最后又问能不能吃的苦，周钰当即表示能吃苦，不怕死。张敬焘也说：“留下他吧，他是店员，能吃的苦。”于是李萍主任答应了周钰参军的请求，把他分到张敬焘的五连当战士。到了连队，周钰领到一支土造步枪，十发子弹，分到二排四班。至此为止，周钰才真正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他许久许久的心愿。

    八年抗战时期，周钰同志随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转战于山东各地，参加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战斗中多次负伤，直到去世，右大腿根部残留的弹片也未能取出。因种种原因，抗战时期他所参加的各次战斗均未能留下具体的书面材料，其子女也未想到让父亲留下些文字方面的资料，确实遗憾，好在我在周钰同志的个人简历里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主要的是我从中找寻到一些关于“吉山惨案”的资料。这些材料已能从几个方面反映出周钰同志在抗战时期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和危险，下面先简述一下周钰同志抗战时期的经历：

    1938年5月至1938年12月在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团五连任战士，证明人张敬焘。
    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在山东纵队四支队教导队当学员。证明人毕庆堂。
    1939年3月至1939年6月在泰莱独立营政治处任民运干事，证明人张绍臣。
    1939年6月至1939年12月，在泰莱独立营一连，任付政治指导员，证明人郝崑。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在章丘四区队三中队任政治指导员，证明人张建飞。
    1940年2月至1940年10月在山东抗大一分校四队当学员，证明人张灼。
    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在山东纵队一团二连任政治指导员，证明人张秉玉。
    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在山东纵队四旅十团四连任指导员，证明人王流长。

    以上是周钰同志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所有的战斗经历和成长过程，以下所要重点描述的是周钰同志在“吉山惨案”中亲身经历过的血与火的洗礼。

    “吉山惨案”发生在1942年的10月17日凌晨。

    当时敌人秘密集结了泰安、济南、淄博、莱芜和章丘的几路日伪军，约计5000多人，在莱芜的吉山一带，突然对我鲁中泰山军分区司令部及泰山地委，专署机关及一个八路军短期干部培训班进行了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机关一举摧毁。

    当时我八路军参战的部队基本上是两连一队，即汪洋政委率领的十团一营的第一、二连和教导营的一队，约有战士近400人。此外还有地专机关的一个训练班。但他们没有武器。当时周钰所在的主力连队的武器只有4挺机枪和3门小炮，其余都是步枪，教导营一队全是老掉牙的步枪，（因为搞训练，学员来时都把好武器留在部队上了），所以从人员数量及武器装备上都是敌众我寡，实力悬殊。

    抗日战争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斗争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斗争环境也更加恶劣。特别到了1942年，日伪军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使我们的大部队活动十分困难。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泰山军分区按照党中央指示“精兵简政”撤销了团级单位，把部队分成以营为单位进行独立活动，原十二团团长石新同志（老红军）改任教导营营长，张建（即张鹏展）同志任教导员。教导营下设一、二两个中队，一队队长田光林同志，（湖南人，红军，原任十团三营副营长），周钰同志任一队指导员，二队队长李仁斋（十二团的副营长），指导员是韩玉樽，（莱芜古德范人）。
当时鲁中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带领十团一营第三连及其余的部队到益临边地区活动，政委汪洋同志率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一、二连掩护地委机关在莱芜的栾宫、阁老一带，教导营全体驻在船厂（地名），专署机关在章丘、茶叶区边缘地区活动。

    1942年10月15日，周钰所在的教导营按期完成了培训干部的计划。16日上午教导营一、二队全体教职员在船厂举行了毕业典礼。教导一队共毕业两个区队（排），其中有一区队队长韩连长和二区队队长刘仲谟连长，还有六个班，共计80余人，（其中连级干部七人，其余全为排级干部）原计划17日分配工作。16日下午约3点钟光景，周钰他们的毕业典礼刚结束，就接到司令部的行军命令，命教导营全体移住高白杨村，司令部也转移到刘白杨村，地专机关到了法山一带，周钰他们到达高白杨村时天已黑了，他们随便吃点东西，便就地宿营。

    17日凌晨，天刚破晓，周钰他们就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据说十团一营的两个连队刚出早操，敌人的子弹就打到操场上。）周钰他们立即集合起来，在石营长带领下，周钰所在的教导一队从高白场村拉到了曼里岭上。这时由教导员张建带领的教导二队行动迅速，他们撤到王庄，并向王庄以西突围，奔长三行、石匣一带去了，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于情况变化突然，我方毫无思想准备，仅在10多天前听领导上讲，有情报说敌人可能要合击茶叶口，但直到16日还没有看到敌人有任何动静，因此有些同志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

    战斗打响后，周钰他们对敌情一无所知，这时周围的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在山峦、天空。从枪炮声里来判断，肯定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处境非常危急，在这样危急又不明情况的时候，石营长指挥上显得不比从前那样果断。这时周钰请示石营长有没有战斗任务，如无战斗任务，应该迅速撤离此地，寻找缺口突围，石营长同意了周钰的建议，带领部队到了下法山峪口，他们仔细听了听四面的枪声，认为西北方向的枪声稀落，可能是缺口，周钰他们便过了王庄河爬到货郎台光崖下，这时石营长又命令部队再回到茶叶口，过河到大吉山西岭隐蔽下来，以待战机。这时周钰他们看到了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两个连队从王白杨村南岭过河后冲上吉山南山，石营长便也带领周钰他们的教导一队跟过去，他们刚到南山脚下，司令部和两个连的同志们便被居高临下的敌人用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情况万分危急。

    紧急关头，周钰和十团一营一连副连长钟继信商定了一个突围计划：先过河佯攻吉山北山，等冲到半山腰时，再顺梯田堰根向东，走小东吉山东岭向潘家崖和崖下村方向突围。部队开始行动后，刚到达小东吉山村前，敌人可能看出了周钰他们意图，就疯狂地用机枪、小炮等交叉火力南北夹击他们，他们第一次冲锋被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制住了，很多战士壮烈牺牲。周钰也身负重伤。右臀部被子弹打穿，右腿两处被炮弹炸伤。这时石新营长就在周钰附近，他的警卫员小张已经牺牲了。二区队长刘仲谟同志头部负重伤也倒在周钰身旁。看到牺牲了这么多战友，周钰悲痛万分，他解下绷带扎紧伤口，继续指挥部队再次冲锋。他高喊：“同志们，我们冲过岭去就是胜利！”战士们再次冲向敌人，但因人少枪差，子弹缺乏，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又有不少战士牺牲了，这时周钰看到形势对我方十分不利，强行突围恐怕没有希望了，于是他就解下背包交给了四班长，并对他说：“只要你牺牲不了，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个背包，这里面有咱全队的干部登记表，党员登记表，千万不能丢了，如果让敌人得到，不知会有多少人受糟害。”后来四班长的下落也不清楚，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让四班长他们突围出去，周钰顺山沟一瘸一拐地往上跑。有个鬼子发现了周钰，朝他打了三枪，都没打中，这时周钰看见两面山上的鬼子象恶狼一样扑来了，大部分战士中弹牺牲了，少数活着的也被冲散了。石营长和田队长也不知去向。周钰走不动了，子弹也打光了，没有办法，他只好侧身躺在沟北头的一个死水湾里，有意把腿泡在水里，故意让血染红湾里的水，给敌人造成错觉。这时西岭上有几个鬼子朝周钰这边打了三枪，一枪打掉了他的帽子，一枪打穿了衣领，又一枪打在脸前边的山坡上，溅了周钰一脸土。敌人以为周钰真的死了，就沿西岭往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