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军进黄埔

    我叫王逸民，原名王维昌，甘肃省和政县城关镇人，1935年，从和政高小毕业，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和家学渊源的中国传统教育，令少年时的我对未来和前途充满了幻想，但又不得不听命于严父安排，跟着从医的父亲在渭源县官堡镇(今会川镇)学习中医。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非深厚的古文基础和对中国哲学中阴阳平衡融会贯通而不能为之，因此，曾为清朝秀才、又当过当时颇受社会尊重的校长的父亲，对儿子我的要求极其严格，命令我诵读古文，凭方抓药，下乡出诊，培养对中医的兴趣和打好学中医的扎实功底。然而，正值热血少年的我对中医并不感兴趣，无意奉晨昏于医案，有怀投笔，大有慕宗悫长风之志。这时，正值中国国民党戡乱军阀混战后统一南北，请德国军事专家大力改革，推行以德国式军队整编训练工作，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各地都在招募有志青年到军队去为国效力，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和黄埔精神成为当时青少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地和价值的取向。当时驻扎在渭源的周祥初军队在招募青年入伍，并允诺有知识且训练后成绩优良者，可保送到黄埔军校设在各地的分校学习。这正符合我的远大理想和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18岁那年，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国民党陆军第43师教导队，在兰州华林山学习，那时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队都效法普鲁士军队的训练方式，练习之苦，教官之严，体罚之重使初涉军界的我叫苦不迭，甚至在家书中向父亲倾诉。父亲在关键之时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成为支撑起我信念、毅力的精神支柱。70多年过去了，将近90岁高龄的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在家书中用诗歌来鼓励我树立远大的志向：

    学苦不为苦  立志上黄埔。
    父生未竞事  留于奇男补。

    父亲的鼓励使我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裙带关系十分盛行的气氛中，经过考试，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进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进军校之前，我们先在兰州进行军事技能强化训练了几个月以后，来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王曲镇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开始学习各种军事知识。

    勤学苦练为杀敌

    1938年下半年，我就来到了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这也是梦寐以求和朝思暮想的理想之地，校门上镌刻的校训让我们那一代人个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贪生怕死，请走别路。

    我在这里将自己的决心、志向和青春英俊的面容，在闪光的一瞬间都留在了一张黑白照片当中，这张具有非同意义的照片至今仍存。和我一块考入军校，到现在还幸存的我知道的有：老家在临洮县八里铺镇刘家崖，现在迁移到康乐县八松乡龚庄村5社的刘之泉同学，他在杨得亮师中学习步兵科。

    考入军校后的头三个月，学校授《士兵学》课目。任何一个优秀的军官都必须具备一个优秀士兵必备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因此，士兵的《条例》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苦苦的背《条例》中，才明白和感悟到过去父亲严厉地让我背古文、背汤头歌诀的良苦用心，过去记忆的训练使我在那时背《条例》中竟如鱼得水，牛刀小试，第一次考试下来，在上千名学员中我考了第一名。一时间，就变成了学校的名人。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南方同学有点瞧不起北方同学的风气，我不但为甘肃学生挣了光，也让那些南方同学从此对北方同学刮目相看。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操场边读书，不知从什么时候，一个南方同学跑过来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就是王维昌吗?”“我是王维昌呀……”“你就是那个考第一的王维昌吗? ” “同名同姓者可能有，但我就是考第一的王维昌……”

    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使我在学习上有了更大的动力。步、骑、炮、工、辎等各类学科和作战时配合关系都熟记于心。天天都有从前方传来的目益吃紧的战事、日军的暴行、我方将士浴血疆场的消息，这更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冲动：一定要投身前线，奋勇杀敌。

    热血谱写黄埔情

    1940年1月，这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我从黄埔军校七分校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三十四集团（司令长官陶峙岳）军第80军（军长孔令雄）补充团任中尉副连长，这时中国的国民党军队在山西中条山和日本鬼子已经进行多次拉锯战后呈胶着状态。不久，我被调到165师第3团（国民党495团、团长潘盈汉甘肃临洮人)）一营任机枪2连连长。刘之泉在165师第2团（494团团长史进青甘肃人）一营一连任连长。我们的部队就从陕西省勉县的驻扎地曹家坡出潼关、经渑池、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接替原防守部队进行守势防御，配合其他部队的游击战术，寻找机会，准备奇袭敌人。

    当时，165师防御的右翼是新编第27师(师长王俊、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元权)，165师(师长王治岐，甘肃天水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徐向前元帅为同学)原先为鲁大昌的新编14师，抗战时让王治岐接任师长。

    这两个师中甘肃籍的士兵比较多。另外还有阎锡山的部队晋绥军、八路军等其他部队，都在中条山不同地带进行防御战和游击战，与日军展开规模不大 的拉锯式战斗。中条山最为惨烈的战役是1941年的5月，那是一次用18万中国军人的血肉之躯与日本飞机、装甲车、铁骑肉搏拚杀的战役。中国军队面临的是日本正规军36师团主力，37师团及独立16旅一部，另有亲日的蒙伪军，汪伪政府组成的皇协军、汉奸等共10多万强敌。最严峻的时刻是1941年5月7日，天刚拂晓，突然狂风大作，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上午7点钟，日寇用密集的炮火向我防守阵地猛烈的轰击，一刹那，天昏地暗，地动山摇，紧接着日军以几十架飞机的编队轮番接替轰炸，投燃烧弹、毒气弹，整个阵地上火光冲天，血肉横飞。随后日军步兵、骑兵蜂拥而来，先前由于我军依托山地有利地形，在中条山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而这次在日军发动的第五次扫荡中，选派最骁勇的骑兵用以补充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的缺陷。

    中国军队同仇敌忾，毫不畏惧戴着简易防毒面罩，当日本骑兵进入我有效射程域内，一齐开火，猛烈的还击，我所带的机枪连四挺重机枪占据最高点，按战术配合最先向进攻之敌猛烈扫射，将进攻之敌压制住，步兵趁势开火，形成射程火网，以凌厉的火力将进攻之敌一次次打退下去。每次趁敌人撤退的间隙，便总结上次经验，然后取长补短，重新进攻。随着我伤亡人员的剧增，粮粮和枪支弹药消耗极大，补给供应不上，虽有我空军空降衣物给补，但已赶不上需要。而日军的进攻又一次如潮水般涌来，尤其是伪蒙古骑兵，在山地里如同机械化部队迅速进退，如风呼啸，骁勇顽强，几次冲陷我步兵阵地，日军步兵随后冲进阵地，与我军展开血刃肉搏，在此时机枪发挥不了作用，我就带领机枪连的弟兄们抽出背上的大刀，与敌拼搏，敌骑兵高高在马上， 难以从地上刀劈敌兵，我军就用滚在地面的方式砍断战马的踢腿，趁军马倒卧后乘势杀敌。随着战争的越来越激烈，我逐渐感到了我军势力的微弱，这时，敌人先攻占了27师阵地，该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都壮烈殉国。在27 师里我们第十五期的黄埔同学中许多也壮烈牺牲。从5月8日起，部队便互相掩护，逐步撤退，奉命渡过黄河。

    当突围部队奉命向南撤退渡过黄河时，已溃不成军，士兵找不到上级，局面十分混乱，沿途无不受到日军截击，加上船只缺乏，部队损失惨重。后退到河南渑池县休整，部队沿黄河一线布防，165师等部队因伤亡过重 而后撤到陕西大荔一带休整、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