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想起1990至1993年间，曾兼任重庆市人大修志办主任，受命率员撰写《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志》，记述重庆市民主法制百年历史，其中第一篇为“重庆市参议会”。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当时，国有国民参政会（1938.7——1948.3.1召开过四届13次会议），市有重庆市参议会（1938.9——1949.11.召开过20多次会议）。当时国难当头，全民抗战，两级参议会虽职权有异，但几乎每次会议均涉及抗战议题，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志书是时经事纬、秉笔直书、近详远略，一部志书毕竟篇幅有限，不可能详其全。现就当时从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市委资料室等处，和拜访曾任国民参政会议员、民盟中央主席胡子昂和其女婿冯克熙（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抗战期间为《新华日报》记者）、其孙胡蒲昌；曾任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的陈云阁，原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等一批先辈所得的资料，就抗战期间几个重大事件，参议会和各界议员的参政议及社会活动，据史筒述。对抗战这一民族大事，笔者本着“淡化政治偏见，摒弃兄弟恩怨，伸张民族大义”的理念，直述史实，这对于继承先贤英烈遗志，昇华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含愤雪耻，奋发強国，为在“三个一百年”实现伟大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声讨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经。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在当局党、政权势仅次于蒋介石。西安事变后，汪直意要取代蒋。1937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8月4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因此，一届二次参政会于10月28日在重庆大溪沟召开。

    这次会后，汪精卫积极秘谋，筹划亲日伪政权。因其大义不道，作贼心虚，于12月逃往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蒋派特务暗杀未遂。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

    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径，全国上下表示极大愤慨。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共参议员排除汪派分子的干扰，领衔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得到大多数议员的赞同，大会通过《拥护蒋委员长案》，在当时，对促进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抵制汪伪叛逆行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作出《拥护政府抗战政策决议案》；一届四次会议通过《声讨汪逆兆铭电》；一届五次会议通过《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案》。同时，市参议会议员提议案、会议作出决议并向中央致电，声讨江精卫叛国集团的倒行逆施。其内容，一是愤怒声讨，谴责汪伪集团出卖民族利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二是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关于抗战方针政策，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一致对外；三是号召全国各政党、团体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定决心，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直到把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国土。两级的各界议员，会上慷慨激昂，讨论发言，建言献策；会后积极宣传群众，聚集力量，投入抗战。中共议员回延安后，召开陕北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讲，动员军民，坚定决心，一致抗日。重庆市文化界的议员，在日军不断轰炸中，利用雾季开展街头演出，赶排抗战剧，丰富雾季文化节活动。利用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开展抗日宣传。

    《新华日报》多次发表评论员文章，剖析汪精卫“如不能战，不如求和”等畏敌投降言论，严历指出“一切妥协投降和民族失败主义，势将被国人所弃”。华侨中的两级参议员召开座谈会、声讨会，致电国民政府，严厉指出“在敌人未退出国士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并号召海内外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得到广泛响应。随即，全国掀起了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前线捷报频传。

    二、“皖南事变”的持续博奕。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典型案例。

    《新华日报》在被当局禁止发布事变真相的情势下，开天窗刊发周恩来的愤笔题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激发了媒体和追求正义的人们探索真像的热情，也成为当时两级参议员热议的重要内容，国共两党抗战中政治博奕的热点之一。皖南事变后，于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前夕，中共方面议员联名提出，应将处理皖南事变的办法和措施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遭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拒绝，没列入议题。因此，中共方面议员没有出席二届一次会议。皖南事变虽然没有列入两级参议会议题，也没有作情况通报，但其真相昭然若揭，议员们私下议论。会后，各民主党派自行悼念叶挺将军，慰问家属，发表文章，表达对新四军和中共的同情。

    三、持续关注和谴责日军长期轰炸重庆的恶劣罪行。

    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伤亡25000人，超过1.76万幢房屋被毁，炸毁学校30所，造成约20万人无家可归。特别惨烈的一次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防空洞发生踩踏、窒息死亡2278人， 罗汉寺、长安寺等寺观术教堂被大火吞噬。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日军长达五年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激起了包括两级参议员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愤慨。不少议员的亲人伤亡，房屋被毁，居无定所，甚至身负伤痛，他们強忍悲愤，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在会上会下，揭露敌人，宣传群众，捐.钱捐物，拯民于水火。侵华日军的大轰炸，非但没能使重庆人民屈服，反而“愈炸愈强”。面对敌人的入侵，重庆人民表现出来的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是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弘扬。

    抗战期间的每一次参议会都有前线抗战敌我态势、捷报信息、政府方针、后方支前和两会所在地重庆大轰炸损失和对策等方面议题或情况通报，在会上讨论、审议、咨询或作出决议。在国人和政府的呼吁下，得到同盟国的支持。1938年10月起，苏联空军派出伊15、.伊16反空袭，出击80多架次；美国飞虎队多.次参予重庆反空袭和前线的对日空战，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八年抗战中，中国空军处于弱势，但仍出动21597架次,击落599架敌机.击伤110架,炸毁627架.炸伤120架.炸沉炸伤敌舰船8013艘,炸毁炸伤敌车辆8456辆,空军高炮部队击落171架.牺牲6164人.受伤7897人.损失飞机2468架.。如偷袭日本台湾桃园机场，炸毁敌机47架，我军无伤亡。空军中涌出高志航、梁天明、果自成、刘粹刚、乐以忠四大天王和一批英烈，他们以劣抗优，屡挫强敌，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无一人被俘或投降，他们的忠.节，弘扬了民族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兼中国航校棱长和教官，战功卓著，回国时，受到重庆市热烈地夾道欢送。1940年11月18日，重庆市参议长康心在二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从二次会议以来的时间里，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多次大轰炸，使市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城市遭受严重破坏，面对敌人的残暴，包括全体参议员在内的重庆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可歌可泣，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赞誉。会议集体向死难者默哀。讨论中，无不表达出每个议员对敌人的怒斥。1941年12月14日，各团体参议员举行反侵略反暴行大会，坚决支持政府向纳粹轴心国宣战。1942年5月1日，国家总动员会议在重庆成立，5日，颁布国家总动员令。6月14日，重庆各界热烈庆祝“联合国日”，各国大使参加。会上，英国大使高度赞扬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重庆这座城象征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重庆已成为联合国家振奋精神之象征”。

    四、对抗战中重大战役的关切和一声援。

    身处抗战大后方陪都的议员们，因日军不断对重庆的轰炸，也亲历着战火硝烟，倍对前方每次大战役关切和声援，对中国将士顽强守士为国捐躯的英雄，给予高度赞誉和传颂，同时，也受到教育和鼓舞。

    《新华日报》及时报道抗战前线的战势和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壮烈战绩，受到国统区人民热捧，是议员们抢读的报刊之一，也是他们重要信息资源平台和宣传政见的阵地，虽然受到当局的限制和干预，它仍如大轰炸中的重庆人民一样“愈战愈强”（即渝战渝强），巍然,立世。

    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抗日首战胜利。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毙日军中佐二人  。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通过此次战斗，八路军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两级议员通过议会和座谈、庆祝、慰问等形式、踴跃开展宣传，鼓舞斗志。台儿庄百团大会战中，川军抗日名将王铭章英勇顽强，壮烈牺性后，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奋勇抗战给予高度评价，追赠为陆军上将。王将军灵枢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各地纷纷隆重举行悼念、祭奠仪式。在武汉举行迎灵公祭仪式时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二十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还联名撰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2005年，王铭章将军的遗孀、年近百岁的叶亚华女士和儿子王道纲（黄埔25期）叶落归根，定居四川成都）。

    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湘北大捷”。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长沙会战。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这次战役胜利不但挫伤敌之锐气，重在滞止了日军臆想夺取长沙后从贵州占领西南的战略意图。对于长沙保卫战即湘北大捷，因有保重庆乃至大西南的安全，受到两级参议会的重视，被列入议题。市参议会一一届一次会议于1939年10月7日通过《为湘北大捷向蒋委员长致敬电》和《为湘北大捷致前方将士慰贺电》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