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于2014年9月19日和2014年10月4日访问了如今寓居在浙江省富阳市的抗战老兵李树森先生（字白墨，又名少亭、一苗）。老人虽然已经99岁高龄了，依然神清气爽（图）。

作者与李树森老人

    当我们与他谈及抗战时期的经历时，他告诉大家，我是北方人，1915年9月15日生于天津，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我的母亲（满族后裔），只好带着我（当时只有四岁）回到天津老家。好在父亲六个兄弟的子女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男孩，所以，自幼备受长辈们的宠爱。从六岁开始，祖父就让我每天早上在庭院的方砖台上练字，还请了当年天津颇具盛名的书法家，张伯年先生做我的师傅，教我书法。小学四年级时，在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

    从那时开始，我对书画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时，就给天津《大公报》投稿，他们曾经刊登过我的几幅画作为刊头插图小品，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一生的事业都与书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进入中学时期，我到了上海，考取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在新华艺专毕业（那年才17岁）后，我到上海西藏路的佛慈药厂工作，也在国货售凭所做事，与此同时，我兼职替上海《大公报》画广告与插图，我的画作虽然多是些黑白画，不过，当时的收入就已经有二十八块钱了。

    我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人士。“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以后，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市民群情激昂，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表达了民众坚强的抗日决心。

    可以说，从九一八到“淞沪战役”前夜，那是一个上海民众抗日救亡的勃发时期，我在佛慈药厂做事，耳闻目睹上海各界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入侵，抵制日货等等活动，尤其是我所在的佛慈药厂，地点就在大世界附近，市民声讨日本的侵略、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时有所闻，激起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让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我与当时许许多多年青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我想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鼓动人们奋起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

    同时，我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无数次的宣传抗战的街头表演活动，让我最难于忘怀的一件事，莫过于有一次大家正在大世界（一个上海著名娱乐场所）附近表演街头剧，此时，一架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正好击中旁边的几座建筑，炮弹轰鸣造成的巨大声浪，使得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声音。

    霎眼之间，原来的一片喧闹繁华的街市，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堆堆断墙残瓦，那副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终生难忘。

    我参加抗战宣传工作

    大家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没有了祖国，那会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呢？在“八一三沪淞抗战”以后，我与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报效国家，抵抗日军的侵犯。

    由此，我报考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成为黄埔15期学员。

    在军校培训期间，我加入了青年救国团，参与了“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当时战地服务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蒋经国是青年救国团第二处的处长，我则在青年救国团第三处当专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在周恩来手下做事，令人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当年周恩来不仅说话极具鼓动力，而且，态度和蔼可亲，留着胡子（周恩来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编者注）。

    他（周恩来）对我们这些军校学员非常亲切。

    后来，在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面前，武汉也吃紧了，大家准备撤退到长沙去。临行时，周恩来还给我们发了一些盘缠，作为撤退到长沙的路费。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青年会做抗日宣传工作，地点就在长沙的左公祠（左宗棠祠堂），我们组织表演，唱爱国歌曲、演戏，我的老师叫胡然。

    当年我演话剧颇有点名气，战地服务团不仅给老百姓演戏，也给军队表演，借此鼓动军人的抗日士气。

    我亲历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未久，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西迁到了陪都重庆。

    我先后在中央训练团复兴分校担任教材科科长及青年军204师政治部总甄核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二科副科长、俱乐部总干事。

    在重庆期间，我们住在华家池，对面就是生活书店，工作除了劳军之外，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我们用手中的笔杆子，在报上、在墙上画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因为街头墙上的绘画、标语最有说服力，最简单易懂，也最深入人心。我曾随宋美龄这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将士，同时，带去的许多抗战剧目。

    在重庆的那段日子，我与全体市民一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日军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竟然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实施了疯狂轰炸。

    那时，只要日机来了，市民以及马路上行人顿时嚣浮起来，人群奔着、跑着、叫着，爆炸的轰鸣声、悲痛凄冽的惨叫声和失望无救的绝叫连成一片，到处血肉横飞，血迹斑斑，各处火光流天，死者如山，惨毒之状，让人罄竹难尽，这些事让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们知道，日本人对平民区实行的轰炸带有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摧毁重庆的建筑、设施，扰乱抗战后方的金融、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借以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逼迫我们投降。

    我亲历了山城遭受到的多次野蛮轰炸，造成了老城区有十九条街道被炸成废墟，银行林立的陕西街被日本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商业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一带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由于重庆民房多为竹木结构，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促成市区被炸起火，烧成一片火海。重庆是住不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到了万县。

    我的妻子张相兰是我在新华艺专时的同学，在万县女中教书，可是没过多久，小县城也难于幸免，因为日本战机也跟着过来轰炸。记得万县有座山，叫太白山，下面有个青阳宫，许多人就是躲藏在寺院里也不能幸免遇难。

    后来，我到万县一家中学教美术，不过，只教了一、二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也复员回来了（图）。

李树森全家在重庆（40年代）

    胜利后我在南京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司仪，成为蒋经国身边仅有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也是蒋经国特别器重的一位秘书。时至1948年，我担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治处青运科科长兼直属大队副大队长（图）。

李树森在南京（40年代）

    解放前夕，蒋氏父子力邀我一同赴台。

    当我们准备去台湾的那天，我的妻子抱着年幼的三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淞沪口准备上船。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上船，怀中的儿子就啼哭不止，一下船，孩子的哭声即止，来回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我们望着眼前这片曾经舍命保卫的河山，以及哭声早已沙哑的幼子，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为之抛洒过血汗与青春的土地，最终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