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9年新年总理给邓颖超写祝贺词，並让当时在场的大人孩子都來签字。

    编者按：2025年8月8号是敬爱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一百周年的日子，为此他们的侄女周秉宜特意采写了这篇文章，中红网予以发表以为纪念。

    我的伯母邓颖超是河南人，她的家乡在河南省光山县。

    由于伯父周恩来在周家大排行中行七，我们子侄辈按照传统称伯母为“七妈”。

    2011 年 5 月 20 日，我跟随西花厅·红岩儿女联谊会参观团前往河南信阳地区寻访红色革命遗迹。当天下午到达光山县，参观了邓颖超祖居纪念馆。

    七妈的祖居位于光山县司马光中路贡院街白云巷，是一座具有清代徽派风格的民居。其房屋布局中规中矩又富于变化，无论格扇门窗还是桌椅床柜都刻着精致的雕花。后院不大，却花木繁茂、活泼有生气，碑廊的墙上依次展示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手书，有邓颖超本人的一段讲话，还有李瑞环、李铁映等国家领导人和几位文化名人的题词，其中最精彩的一副则是毛泽东在 1965 年 9 月 25 日写给邓颖超的信：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来，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9 月 25 日”

    毛泽东送给七妈的那两首诗是《念奴娇·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邓大姐”是七妈生前全党全国人民对她的敬称，年纪比七妈大 11 岁的毛主席也称七妈为“邓大姐”，几十年革命战友的情谊，领袖的认真与幽默跃然纸上，令人不禁会心一笑。

    因为曾学过几年美术，我注意到了这栋房子中有一处设计别致的角落，那是在绣楼前的天井内有一方小水池，水是活水，清澈透明，波光点点，正映着头顶上方的一小块天空。恍然间，似乎有一柱雾气正从池中缓缓地直直地向上升飘，穿过一楼的廊柱，穿过二楼的闺房，直抵高高的蓝天。这样的建筑景观，我想在我国目前仅存的古民居中怕是也不多见了。

    1904 年七妈出生在广西南宁，那是她父亲前往任职的地方。由于父亲后来被贬谪发配去了新疆，七妈从 6 岁起便跟随她的母亲离开广西，一路辗转东迁，最终定居在了天津。1919 年七妈16 岁那年积极投入了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由此开始了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直到 88 岁高龄去世，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

    知道七妈是河南人，大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和七妈，七妈高兴地对我说：她刚刚去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分在河南组，属于河南地区代表。我听了却感到不解，心里想：“七妈一直都住在北京，又在北京工作，她应该是北京地区的代表才对呀，怎么却成了河南地区的代表呢？”可是看七妈说话那神情，她分明对这次的安排十分满意。这时，七妈的秘书张元阿姨告诉我：“你七妈是河南人，她的老家在河南。”原来如此，原来在北京工作的人大代表也会根据自己的籍贯被分配在地区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七妈的老家在河南。

    那么，七妈回过她的家乡吗？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没有去问过七妈。西花厅有纪律，伯父和七妈从不对我们这些子侄辈讲他们的历史，更不允许我们乱打听。如今想来，这应该是他们在长年的艰苦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吧。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伯父的安排下我们一家从天津迁来北京。父亲和母亲很快参加了工作，父亲在华北钢铁局资料科，母亲则受聘北京四中教俄文。

    当时父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 74 号院租了西间东房并加一个小厨房。由于家中孩子多，住房又小，为帮助父亲解决困难，伯父又将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中南海西花厅交由七妈照管。姐姐上中学，哥哥上小学，我上幼儿园，平时我们都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3 岁的四弟秉华也被送进了北海幼儿园，周日则由父母接回家照顾。

    1951 年 11 月，我的五弟秉和出生，周家添丁，伯父和七妈都十分高兴，七妈便常常到我家去看望这个漂亮的小婴孩。原西花厅的卫士张永池叔叔后来对我回忆说：“那时我常陪你七妈去你家，还给你家送些吃的。”

    1952 年五弟 8 个月正逢盛夏，我家那个东房难抵太阳炎热的西晒且不通风，致使五弟头上憋出了许多热疖子。小男孩又疼又痒，整日哭闹不止，而母亲当时还正怀孕5个月，七妈见状也不由的跟着着急。正好那个夏天赶上伯父出国访问在外，七妈便干脆就把母亲和五弟，还有照顾五弟和朱大娘都接到西花厅来，我记得他们当时是住在大客厅的东侧房。那时妈和朱大娘每天都带着五弟去门诊部烤电上药做治疗，平时朱大娘则抱着五弟坐在大客厅后平台阴凉处，小朋友这时已经非常乖，瞪着两只大眼睛，不再哭闹了。

    对于身怀五甲的母亲，七妈则亦照顾有加。本来按照伯父的规定，周家亲属凡来西花厅小住，都要去大食堂吃饭，但七妈却让母亲留在家里跟着她一起吃饭。她还特别嘱咐后厨的桂师傅：一定要为孕妇多增加些营养。

    傍晚，七妈办完公事，便约上母亲一起去花园散步纳凉。妯娌二人用小车推着五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经过了几十年艰难危险的革命战争年月，七妈终于等来了一个平安祥和的环境。也终于可以像其他妇女那样过上一个正常的家人生活了。不过母亲回忆说，七妈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所以和她聊天，更多的还是向她了解她们四中女教师们的生活，经济及健康状况。

    就这样，母亲带着五弟在西花厅度过了一个炎热的暑假。这年10 月我的六妹秉建出生。六妹是个早产儿，一出生就被放进暖箱里照护了一个多月，这令七妈又是一份牵挂。待母亲将小不点六妹抱回家后，七妈恨不得隔一个礼拜就要过来看望一次，直看到六妹的小脸上慢慢地开始长点肉了，她才算放下心来。

    六妹的出生，适逢伯父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宜交换意见，并且争取到了苏联政府的相关援助。七妈在高兴之余，特地给周家这一对新中国出生的小朋友起了名字，叫“秉和”“秉建”。以纪念我们这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开始迈进了和平建设年月。

    六妹 1 岁的时候患肺炎住进了月坛儿童医院，这事又让七妈十分惦记。她托卫士谢廉珍叔叔来我家问候六妹的病情。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诉我，我时常在惦记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望将小六的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请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做餐。
    祝好
    大姐 11 月三日

    今日写好此文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家里一下子添了两个小孩，而父母每天还要去上班，他们请了两位老大娘来家中帮助照顾五弟六妹。七妈在开始领到工资后，也特地把这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吃饭，并且送给她们每人 50元钱，这两位老大娘，朱大娘过去在清朝的一个王爷家里专职照顾王爷的孙女，而潘大娘则是河北的一名农村妇女。七妈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两个小孩，按理，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忙，身体又不好，以后就麻烦你们多费心了。”

    那一天，正好卫士成元功叔叔的爱人焦纪壬阿姨也在客厅，听到了伯母和两位老大娘的说话。她后来对我说：“我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家里不也富裕，也见过有权有势的人对下人的态度是很傲娇，看不起的。看到邓大姐对两位老大娘这么好，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就是要尊重劳动人民，我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做了。”

    作为家中长嫂，七妈对父亲很关心。早在 1919 年父亲从淮安家乡来到天津，那时伯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觉悟社”。当七妈见到社友周恩来的小弟周恩寿因家境困难，入冬后还穿着一双单薄的单鞋时，便热心地为这个小弟用毛线做了一双厚厚的棉鞋。事后周恩寿感动的说：我已经有多少年没穿过这么暖和的鞋子了。以后远在巴黎的伯父和七妈确定了恋爱关系，身在天津的七妈更是自动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北伐战争时期，23 岁的父亲在武汉担任北伐军的邮政科主任。因为恋爱问题，他向担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伯父请假去了四川找他的女朋友。当伯父从上海来到武汉，得知父亲去了四川，气的大发脾气，认为他擅离职守，必须给予撤职关押的处分。父亲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没有向伯父解释自己已经请过了假。伯母也没有向伯父做解释，伯父真发脾气时，伯母也是很害怕的。不过父亲的善良与担当倒让伯母记在了心中。

    母亲曾对我回忆：“那时我们去你伯伯那儿吃饭，你七妈总是一个劲儿地往你爸盘子里夹菜，我看他是真心关心你爸。人家送的补品呀，小果呀什么的，你七妈也都给你爸了。还说：“都拿走，都拿走。””

    母亲出身于哈尔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在贵族学校念书直到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哈尔滨电力公司工作。但是由于结婚生子，持家负担愈重，她只得辞掉工作成了一名家庭主妇。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号召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出来参加工作，母亲依靠她扎实的俄文功底担任了一名中学教师。

    伯父和七妈并没有因为母亲不是共产党员而歧视她，相反他们时时关心她，鼓励她。记得在我上中学时，伯父有一次专门委托七妈找我们谈话，表扬母亲的自强自立精神。七妈知道母亲喜爱花，每当盛夏来临，七妈总会扎上一束花园里的鲜花托人带给母亲。有时西花厅收到芭蕾舞民间舞等文娱节目的请柬，七妈也会送给母亲去观看。

    “士琴妹，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士琴妹：
    明天上午，我处组织孩子们去参观全国少年儿童普及工艺品展览。望咪咪、秉华于上午七时即来我处吃早点，因八时即出发也。
    专此祝好。
    大姐 八月廿四日”

    我的姥姥王玫只比七妈大四岁，七妈依旧遵循传统称姥姥为长辈。姥姥毕业于民国初年的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并做了 20 多年的小学教师。建国后，姥姥凭着她一手好书法而受聘于全国政协资料室担任了一名文员。1957 年底姥姥退休。转年的春节，七妈在给母亲的信中，特别嘱咐母亲：“上次给你们的酒，请转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给你们的酒，请转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半或下午四至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以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一说！
    匆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玩，交她带回 105 元，想已收到。
    同宇有文来否？休养成绩如何？念念
    又及”
    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对家族中的诸多亲属子侄，如我二伯（恩溥）一家，八爷爷（贻奎）一家，还有其他几个爷爷的后人等，七妈都给予了尽心的关怀和照顾，从来不让伯父为此操心。伯父在 1964年 8 月 2 日和我们说话时，特别告诉我们：周家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全都是你们七妈一人在管起来了。

    其实，自建国以后，整个 1950 年代七妈的身体一直很差，长年艰苦危险的革命生涯使他尚不到 50 岁便落下了许多病。作家金凤所写的《邓颖超传》一书中说，七妈那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和更年期综合征，发病时常常全身出汗、头晕、心动过速。那几年她还动过几次大手术。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七妈得的是什么病，西花厅的大人们不会告诉我这些事，我只知道七妈在生病，只知道有大夫来给她看病，也看到过她在客厅和书房里来回慢慢地走，或者做一种像太极拳那样慢的操，给我的感觉她对治疗特别认真也特别能坚持。我记得有一次在客厅里听到伯父说起七妈的身体不好时，建议她不要完全听医生的，要一半遵医嘱，另一半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调理。

    母亲也一直惦记着七妈的身体治愈情况，她要求我定期给七妈写信，向七妈汇报我的学习成绩和其他弟弟妹妹的情况。我因为从小习惯了七妈的管教，所以每次写信的抬头总是“亲爱的七妈，伯伯”，“七妈”在前，“伯伯”在后。我告诉七妈，二哥（秉钧）和小四（秉华）在家帮助两位大娘干活，拖地、扫院子、倒垃圾、做烧饼。我则带着小五（秉和）和小六（秉建）做游戏。还给他们讲故事。这些幼稚的信让病中的七妈深感欣慰。

    “士琴妹：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欣慰。
    今天接你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见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阵会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大姐 1957.11.16”

    又一次，七妈在信中写道：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祝好 吻五、六儿。”

    1958 年夏，鉴于七妈的病情仍不见好，在医生的建议下七妈转去广州从化疗养。当时母亲患肠炎也在治疗中，七妈临行前，让秘书张元阿姨转告母亲说：“不可因为健康已基本好转就疏忽大意，一定要善自休养，彻底好了才能想工作。”

    转年到了1959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天，父母带领我们全家去西花厅和伯父一起过节，大家高高兴兴地陪着伯父在院子里散步，一起拍照，一起吃年饭。伯父却惦记着他那独自在广州养病的老伴，于是伯父铺开纸墨给七妈写了一幅新年祝词：“祝你新年快乐。”写好字签好名后，伯父对我们说：“大家都来签字。”西花厅的全体家人也包括工作人员都纷纷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只有小六秉建还没上小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小朋友就认真地一笔一划写下了“小六”两个字。这幅新年祝词当天便托人送到了广州。

    几天后伯父要去广州视察，母亲后来告诉我：“你伯伯那天看着你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我真想带你去广州（陪你七妈）可是你七妈不同意。”

    转年的春天，七妈从广州回来，父母看到她经过疗养气色大有好转，便高兴地带我们姊妹去西花厅看望七妈。那天西花厅的海棠开遍了前后院，新华社摄影记者还给我们全家拍了一张彩色照片，记者叔叔说：“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一批彩色胶卷。

    七妈经过她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意志，身体终于康复起来了。记得我上高一后，有一天七妈在她的书房里给我看她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怎样和疾病做斗争的。七妈对我说：她要把这本小册子分送给那些身体不好的同志，鼓励他们不要怕困难，要和疾病做斗争。还有一天，已经调离西花厅的王力阿姨带着女儿小丽来看七妈，七妈让我陪她散步到大门口去接这母女俩。走进大门的王力阿姨看到七妈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她对七妈说她得了肾上腺髓质瘤，在家休息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康复，她很着急，担心这病是不是治不好了。七妈则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嘛。我倒劝你不妨安心休息一年，等把病彻底养好再去上班，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还能为革命工作很多年。”或许是为了应验七妈的这句话，如今 40 多年过去了，已经 82 岁高龄的王力阿姨依然在工作着，她是美国费城人类脑潜能研究所的部门主任，又在北京创办了一家脑瘫儿童康复中心，老太太每年拄着拐杖从美国到中国飞来飞去，我为她感到高兴。

    其实七妈是我党最早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从 1919 年参加学生运动开始，七妈经历了北伐战争，四一二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下的白色恐怖，江西苏区的艰苦工作；长征时身患肺结核，跟着大队伍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抗战期间，在武汉在重庆团结国民党左派共同开展抗日活动，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去往参加土改运动。七妈这位坚强的老革命始终站在伯父身边与伯父共同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七妈作为资深的老革命，理应在国家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的职务。然而伯父几次免去了七妈的职务，也降低了她的级别。伯父认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七妈就不能再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七妈非常理解也赞同伯父的安排，平日里她深居简出、谨言慎行、严守纪律生活非常低调，甚至连上街购买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这样妇女们的最爱，都被她自觉地免去了。

    那时中央办公厅为照顾首长们的休息，每到周末总会组织一场内部的电影晚会，地点在甲区，即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七妈从来不去甲区看电影，也不让我和哥哥去，只有当国务院礼堂周末为全体干部职工放电影，而且是街上公映的电影时，七妈才会通融一些、允许我们去看一次。那时中央军委还有一个为老干部服务的俱乐部，伯伯偶尔也会在周末去那里跳舞。记得是 1960 年代的一天，七妈和我正站在客厅中说话，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走过来对七妈说：“大姐，军委三座门（俱乐部）来电话说，下午有一场电影，很好看，想请大姐过去看看。”七妈不说话，眼睛盯着窗外，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其实七妈不是不喜好文艺，她会唱戏还会唱歌，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去西花厅玩，护士郑淑云阿姨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在海边（中南海），你七妈还给大家唱歌了呢。”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昨天晚上我们陪你伯伯七妈去海边散步，你七妈看见月亮又大又圆，一时兴起唱了‘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唱完歌，大家给她鼓掌。她却跟你伯伯说，‘我唱完第一段，该你唱第二段了。’可是第二段是女声段、是姑娘回答小伙子的内容，你伯伯就笑也不唱，你七妈就催他，‘唉，你怎么不接着唱呢。’把我们大家全逗笑了。”小郑阿姨的话让我觉得既有趣又新鲜，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七妈唱歌，在我的眼中，七妈始终是一位正襟危坐、诲人不倦的老革命，就像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一样，我真不知道她竟然还有如此活泼幽默的一面。静心想想，作为一国总理的夫人，七妈其实牺牲了多少个人的爱好和自由。不过，七妈自己却对这种牺牲和自我约束十分坦然。

    记得 1964 年国庆时，七妈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庆宴会。第二天，她对我提到了这次宴会。她说：“你在学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论述了吗？我给你说说我学习的体会吧。昨天我去大会堂出席了国庆宴会。在宴会上我看见了好几个我过去的老战友，她们是来参加十五周年大庆活动的，来一趟北京也很不容易，我坐在宴会厅远远地就能看见她们，多少年没见，我真想过去和她们打招呼啊！但是我没有动，因为我想到我是总理的夫人，我不能随便离开座位，在各个桌子中间来回走动，那样不就是带头扰乱会场秩序了吗？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学会顾全大局。”她又说：“如果我只想着我失去了和老战友聚会的机会，我就会觉得很不自由、很受限制。但是我想到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名誉，我就不再着急，而是心情舒畅地严格要求自己了。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个人如何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她是伯父的好妻子，更是伯父的好战友。

    七妈又是一个情趣高雅，有着极好艺术品位的女性。在我的记忆中，后客厅从来都是那么整洁清爽。家具很少，一套帆布沙发，3 个茶几，东墙靠着一个放杂志的书架。与客厅隔了半面墙的小餐厅里只摆了一套餐桌椅子和一个小杂柜，都是公家发的家具。客厅中原摆放的旧北平政府的紫檀木家具已全部上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留下一座高大的紫檀木穿衣镜仍矗立在客厅的西墙。有时伯父吃过饭，会走到大穿衣镜前照照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那是伯父要出去见外宾了。记得在我上学时，客厅与小餐厅中间过道还放着两只青花瓷座墩。那是我们小孩子喜爱的“坐凳”。1959 春，七妈从广州回来，又带回两只造型轻巧的高背竹凳，供来西花厅玩的小朋友们使用。不过当年给我留有最深印象的倒是摆在茶几上那只小巧而雕刻精美的银质花瓶，每逢春天来临，瓶子便总会插着几支（朵）新鲜的月季。给这朴素空旷的客厅点缀了一抹亮丽的红色。伯父同样是一位喜爱整洁和喜欢花草的人。在艺术审美方面，两位老人可说是趣味相投的。最后，在这间客厅北墙的正中，伯父和七妈恭恭敬敬地摆放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胸像。

    其实当年小女孩的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七妈书房里的一架玻璃橱柜，柜子里摆满各个国家的小玩偶和小摆件，它们风格迥然、神态各异，挤在一起煞是热闹。这些都是七妈在 1951 年冬天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去东柏林（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时，各国妇女代表送给她的小礼物，不值什么钱，她却一样不落地摆了出来。我想，她一定很怀念这次大会，很怀念各国的妇女代表——她的同行姐妹们。后来，到了 1960 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始强调“阶级斗争”论，那些可爱的小玩偶、小摆件便从七妈的玻璃橱柜里消失了。

    七妈就是这样给辛苦劳累、日理万机的伯伯营造了一个温馨、优雅而宁静的家，几十年来，两位老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我想伯伯当年选择七妈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和革命战友是伯伯的聪明，也是伯伯的福气。

    如今我常常想，何时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在外院的花坛前给伯父和七妈做一个雕像，让两位老人相携散步的身影永远定格在这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西花厅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