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井冈山斗争的实践，验证并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规律，最终指导革命胜利（再实践）。

    再如，对“统一战线”规律的认识：

    土地革命时期，从“反蒋”实践中认识到“联合农民”的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民族危机的实践，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规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阶级矛盾重新成为主要矛盾”的规律，调整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体现了规律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绝对性（如“农村包围城市”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但当条件变化时（如全国解放后），规律的表现形式也会变化（如从“革命规律”转向“建设规律”）。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恰恰在于未能及时根据实践变化调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条主义。

    结语：规律认识的中国化路径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有机融合。从青年时期探索“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到革命实践中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具体规律，再到通过实践不断检验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一套“从根本规律出发、以矛盾分析为工具、用实践检验为标准”的完整体系。

    这种认识方法的核心启示在于：

    规律不是“玄虚的教条”，而是“支配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从“大本大源”处探索；

    规律不是“直观的现象”，必须通过“用心去想”的理性加工，从具体经验中抽象；

    规律不是“僵化的公式”，必须在实践中动态调整，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遗产——在新时代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过程中，这种“立足实践、把握根本、矛盾分析、动态发展”的认知路径，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