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是“上升为全局规律”：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普遍性结论（如从“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转化中，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变化”的规律）。

    毛泽东特别强调，规律的抽象不能脱离具体实践。他在分析战争规律时列举了35对矛盾（如“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持久战和速决战”等），这些“对对子”都是从战争实践中提炼的具体范畴，通过对这些范畴的辩证分析，才能把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这种方法既避免了“经验主义”（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又避免了“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空谈规律），实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

    三、“矛盾分析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运用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最具特色的是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他通过分析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规律的本质，形成了一套“以矛盾为核心”的规律认知体系，其表现为对“对对子”的系统把握。

    在战争规律的分析中，毛泽东列举的35对矛盾（如“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消耗和补充”“正规军和游击队”等），本质上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每一对矛盾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

    “集中和分散”：体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战略上分散兵力，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通过矛盾的转化实现歼敌目的；

    “持久战和速决战”：反映了“全局与局部”的规律——抗日战争整体上是持久战，但具体战役必须打速决战，通过局部速决积累全局胜利；

    “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展现了“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消灭敌人是争取群众的手段，争取群众是消灭敌人的基础，二者相互依存。

    这种矛盾分析方法，源于青年时期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升华为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在1917年的信中已蕴含“对立统一”的朴素认知，他将“宇宙之真理”视为“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暗含“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想；而后来的《矛盾论》则系统阐述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将“对对子”的分析提升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科学理论。

    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使毛泽东能够在复杂现象中把握规律的本质。例如，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他通过“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矛盾的分析，确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为革命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规律依据；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分析“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等矛盾，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

    四、“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规律的检验与发展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始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路径，强调规律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深化的动态过程。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大本大源”时就强调“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反对“以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的教条主义。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规律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实践验证，而实践的发展又会推动规律认识的深化。

    例如，对“中国革命道路”规律的认识：

    初期受“城市中心论”影响，试图通过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实践）；

    秋收起义失败后“用心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