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丁玲、艾青、萧军等一些在解放后有过曲折经历的文艺家，在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坚持《讲话》精神，坚持创作。丁玲和艾青在1957年错划右派后，王震亲自安排他们到北大荒（后王震又将艾青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向在当地垦荒的转业官兵介绍他们是老革命，大诗人，要尊重他们。艾青担任了一家林场的副场长，丁玲则担任了畜牧队的专职文化教员。在王震的鼓励下，丁玲和艾青都创作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萧军在1948年受到错误处理后，出版新作《五月的矿山》遇到困难，后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出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多个版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当年的延安文艺工作者纷纷撰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丁玲、艾青、萧军也不例外。丁玲回顾了她参加文艺座谈会后的感受：“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艾青的文章写道：“现在，事隔几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尽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农兵’”。萧军在198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忘的延安岁月》说：“《讲话》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界存在的各种矛盾，理顺了各种关系，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爱与恨等等的关系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萧军见到第一部反映当年延安文坛生活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时，热情地写文章推荐，并且自己率先买了五本，说：“我要给我的孩子每人发一本，让他们看看我们当年在延安是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工作的，让他们受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