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
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
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
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
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 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
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
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
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2014年3月,我们领导人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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