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名震华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 “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远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在重庆开展的这场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毛泽东亲拟的“编者按”。《甲申三百年祭》被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该文的热潮。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又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畅谈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率”。毛泽东用“进京赶考”的风趣，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的自信为大讨论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结论。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黄炎培访问延安后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窑洞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