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华：秉宜，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伯伯有自己的孩子，他会怎么样对待？

    周秉宜：我知道，看到毛主席的儿子没有？毛主席让毛岸英参军上朝鲜参加抗美援朝。要是伯伯有自己的儿子，他不但让这个孩子上朝鲜，还得让这个孩子上战场，冲锋陷阵，打仗去。伯伯曾经对我们周家年轻一代说：毛主席为革命牺牲了六个家人，咱们周家还没有一个为革命牺牲的。

    霍英华：是呀，我有时想，要想当总理的孩子实在太难了，以总理的个性，他真要有个孩子，对他会比对你们严得多。

    周秉宜：霍英华阿姨，小时候在西花厅，您给七妈送饭，给她洗衣服，打扫她的办公室，这些我都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您有一次带我去七妈的卫生间洗澡。我那会儿还没上小学，还不会自己洗澡。所以磨磨蹭蹭洗得很慢，结果您就开门进来对我说：“咪咪你快点洗，你七妈还等着洗澡呢。”您难道没有对七妈说您要来帮我洗吗？

    霍英华：当时我也想要进去帮你，可你七妈不让我去，她说：“不管她，就让她自己洗。”她还说：“这孩子动作太慢。”

    周秉宜：嗯，我知道，我妈也说过，七妈那时总结我有三慢：吃饭慢，说话慢，动作慢。

    霍英华：当年和你们家孩子接触，秉德活泼大方，小秉钧单纯朴实，像个农村孩子，特可爱；你当时还小，长得白白胖胖，见人就笑，就是不说话，蔫脾气。大姐总理对你们严格要求，你们也都听话，有礼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也从不给大人惹事。像那种摔碗呀、扔东西呀、撒泼使性子呀，这种事从来没有过。对西花厅的叔叔阿姨也都很尊重，也没让我们为你们做任何事，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1952年冬天我生老大迎建，秉德当时上初中吧。她送了我一本小书《怎样做母亲》。她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我至今还记得：“送给英华小母亲，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了，不是英雄就是模范。”

    周秉宜：当时我姐跟我说过这事，我还听错了，把小建建听成小进进了，好长时间都管迎建叫小进进，真搞笑。刚建国那阵儿，党和政府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和支援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我姐和她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也走上街头，给群众演活报剧和表演歌舞。回到家她也唱，我现在还记得有那么一句，叫：“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她们中学生还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志愿军叔叔回信了，我姐高兴地把信念给我听。暑假里七妈还让她给我这个学龄前儿童念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每天念一段。我记得她念到卓娅英勇牺牲那一段儿时就哭了。总之，那时候的年轻人崇拜的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

    霍英华：你伯伯给你起名字的事，我也还记得，那天你伯伯在吃饭，你来了，我带你去见他，他问你：“你大名叫什么？”你说：“叫秉仪（儀）。”他问：“哪个YI？”你说：“一个单立人（），一个社会主义的义（義）。”你伯伯说：“小孩子写那么复杂的字干什么？”

    周秉宜：那是1952年的8月下旬，我就要上小学了。伯伯想起问我这个事，我记得他说：“这个儀字笔划太多，你年纪小写起来有困难，你就改成适宜的宜，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而且的且。”

    霍英华：我当时文化水平还不高，不知道“宜”是哪个“宜”。

    周秉宜：我也不知道，就跑到大秘书的办公室去问马列叔叔。马列叔叔给我在纸上写了这个“宜”字。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伯伯给我改名恐怕不完全因为我年纪小，写字困难，他可能已经在思考推行简化字的事了，因为要给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五不识字的人扫盲，不能不考虑推行简化字吧。

    霍英华：你七妈对你们非常关心，当然更是严格要求。有一次秉德陪你七妈吃饭，她平时很少和你七妈一起吃饭。秉德告诉你七妈：“听爸说，咱们家和鲁迅还是本家。”你七妈就告诫秉德说：“你们不要老想着去和名人攀亲。”

    周秉宜：我大姐可能把七妈的告诫转达给我爸了。记得我上三年级以后回家住，听爸告诉我说，我们老家在绍兴，我们这一房周家和鲁迅的周家不是一个祠堂，我们叫百岁堂周家，鲁迅家叫德寿堂周家。爸又说，七妈说了，我们不要总想着和名人攀亲。我想我一定听七妈的话，不去和名人攀亲。不过能和鲁迅算是本家，我的小心眼儿里还是挺高兴的嘛。说到名人，在我们小时候名人都是谁呢？是鲁迅、郭沫若，是巴金、老舍，还有赵丹、白杨他们。那时候的老革命都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干部也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名人。

    霍英华：总理和大姐也不让你们去接触中央领导人，让你们回避，不让你们去影响中央首长的工作。

    周秉宜：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和邓林、邓楠都是同学，她们也曾邀请我去邓家玩，她们住甲区，我住丙区。七妈让我要先出国务院大门，沿府右街往南，走到中南海的西门，然后请西门警卫室的叔叔通知邓林她们出来接我。这样的程序就和外单位的干部要进中南海办事时所要走的手续是一样的。而我第一次去邓家时才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那不管，那也得按规矩办，不能像中南海其他的小朋友那样可以从丙区自由穿行到甲区。七妈曾对我说过：“你伯伯说了，你们不要去影响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如今想来，我还是打扰了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很不应该。

    霍英华：我们西花厅的同志都知道：你们周家的事，你伯伯都委托你七妈来管，他就不插手了，他很尊重你七妈的职权，他们老两口互相配合默契。

    周秉宜：是的，我们小时候，家里的事是七妈掌管着，我们有什么事都找七妈，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小事去打扰伯伯。一个是西花厅有纪律，伯伯在忙国家大事，不能去打扰他；另一个我知道，我要真为点小事去找他，他一定会告诉我：“这事你去问你七妈吧。”我上三年级回到我父母家后，我妈还让我每个月代表弟弟妹妹给七妈写信汇报我们的表现，而信的抬头永远是“亲爱的七妈、伯伯”，七妈在前，伯伯在后。

    霍英华：我理解总理对你们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求你们凡事要以党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包括对你们的学习、就业，乃至婚姻家庭，但是又不勉强，而是因势利导，让你们自己来决定，免得以后后悔。你们也都听总理的话。后来你哥哥去当兵，秉和秉建去插队，国家需要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其实不光对你们，他们对西花厅的孩子都爱护、都教育，这是一个好传统。我觉得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总理童年家庭影响好，家庭对他的教育和爱护，使他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霍英华：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当听到这一噩耗，我真是悲痛欲绝，立即给西花厅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我对老张说我想去西花厅陪伴大姐送总理一程。老张问过大姐后回答我：“大姐不要你来。如果你想为总理的丧事做些什么，大姐说就让你在外围做些工作。”

    很快我就接到赵炜（邓颖超的秘书）的通知，她说大姐要我帮助组织周总理在北京的和从家乡赶来的亲属参加1月13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对周总理的吊唁活动。1月13日下午，我早早地来到中南海西北门的警卫室，总理的亲属们已经排好队伍等在那里了。赵炜向他们传达了邓大姐的指示，大姐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参加活动后马上回去，在当地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接着由我给总理的亲属们宣读了参加追悼会活动的注意事项。这之后，我配合总理的老秘书何谦组织大家乘车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活动地点。想到我能为总理他老人家做最后一次的服务工作，以此寄托我的哀思，心情就非常激动。邓大姐理解我的心情，给了我最后一次为敬爱的周总理服务的机会，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周秉宜：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伯伯的那个吊唁活动，还有去大会堂参加追悼会，我们家属都不能单独列队，要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排在一个方队里。我想七妈的意思是：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党的活动，国家的活动，家属要和大家在一起参加活动，不能单独列队。七妈事先还专门托赵炜阿姨一一转告外地的亲属，让大家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要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可是还是有人赶来了。七妈在大会堂的追悼会结束后批评了他们，又表扬了荣庆大哥（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的独生子）。其实按说荣庆大哥作为长侄，是最应该赶来参加伯伯的一切吊唁活动的，但是他听从七妈的要求，遵守纪律，没有从河南赶来。西花厅就是这么一个一切讲纪律的地方，伯伯七妈他们这些老红军一辈子最在意遵守纪律。毛主席不是说了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过这次的悼念活动，我爸没有参加，因为当时他的问题组织上还没有最后做结论。其实说起来最伤心的就是我爸了。

    韩福裕：1975年春天你父亲刚从关押处送回家，那会儿四人帮还在台上，好多人不敢去看他。我当时在中南海修缮处工作，1976年7月份唐山大地震时，有一天，我们修缮处一个工人告诉我，说和平里这一带住着总理的弟弟，我听后就去了和平里，一看，果然是你父亲。你父亲含冤坐了七年多班房，人显得苍老憔悴得很。看到我来他非常高兴，告诉我说何谦来看过他。那时地震过了好几天了，他还没有地震棚，还住在楼上。我就找了我们修缮处的工人，帮你父亲在你家楼外搭了一个地震棚，可是还觉得不放心，怕万一下雨了这个简易的地震棚可能会漏雨。我又去联系了附近的一个卫戍区的营地，解放军对总理最有感情，他们听说了你父亲的困境，立刻又把你父母接到他们的地震棚去住，和那里的小战士们住在一起。那个地震棚很大，又非常结实牢固，我也就彻底放心了。以后我每星期都会去看望你父亲一次。他很寂寞，每次去都拉着我说个没完。你家那会儿还没有洗脸池，我又帮你父亲安装了一个洗脸的小水池。

    周秉宜：四人帮粉碎之后的第二年，1977年春天，七妈专门约了我们姊妹六人去西花厅见面，还一起拍了合影。文化大革命中，为防造反派破坏，“西花厅”的牌匾由中办保存起来了，改安放了一块牌匾叫“向阳厅”，我们拍照的时候，背景中大客厅的门楣上放的还是“向阳厅”呢。那一次七妈并没有约我父母来，她真是非常谨慎。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1982年4月她才专门约了我父母来西花厅。那一次她对爸说了一句话：“他们对着你举起了棍子，打在了你大哥的身上。”

    霍英华：1983年4月，邓大姐把我们这些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都约到了西花厅来见了一面。这么多老同志欢聚在大姐身边，好像又回到了总理在时的样子，心里说不出有多激动。那一次大姐还和我们合照了一张“全家福”。

    可是我母亲后来见到这张照片后，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对我念叨说：“我也想念大姐，我能不能也去看她呢？”那时石惠民（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和我们住一个院子，有一天石惠民来我家串门，我母亲就对石惠民说了她也想去看望大姐的心愿。没过几天，石惠民告诉我们，大姐同意了。大姐还说：“英华陪母亲来，韩福裕想来也可以一同来。”时间定在5月15日。

    到了5月15日这一天，我母亲早早地把自己梳理好，还换上了她平时不穿的新衣服。上午10点，邓大姐的司机小孙准时来我家接上了我们。车子刚开进西花厅，就看见邓大姐早已站在前院等候着我们了。我母亲激动又兴奋地走上前去和大姐握手，向大姐表达了她30年来对大姐的思念之情，并且一再地说：“感谢大姐！感谢大姐对英华的培养。”邓大姐问我母亲有什么困难吗？母亲说：“没有，我的生活很好，过去的苦难都过去了。我都有了一个重孙了，我都当太姥姥了。”大姐笑了，又一次给了我母亲一个暖心的回答：“你是太姥姥，那我就是太奶奶了。等到我90岁时，你把你的全家带来，我见见他们。”

    周秉宜：看到1983年这么多叔叔阿姨又团聚在西花厅，我都替你们高兴，太难得的聚会了。我有时想念西花厅了，也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个叔叔一个阿姨地看，寻找那些熟悉的身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西花厅的那些日子。如今，伯伯七妈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叔叔阿姨在，西花厅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