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裕：我1929年出生于山东掖县。1947年我18岁在东北参军，是林彪的四野。1949年6月，我从部队选调去给中央首长做卫士。

    当时对挑选到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人要求的条件比较严格：一是政治上可靠，要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也得是比较优秀、表现比较好的同志。我是党员。二是要连排级干部，要有实战经验，打过仗。我打过仗、负过伤、立过功，是排级干部。三要初通文化。我念过小学四年。另外就是人要机敏、机动灵活。很快，我和其他几位抽选出来的同志就被送到公安部门去学习和培训。学习擒拿格斗，学习礼仪礼貌，还学习开车等一些做保卫和服务工作的基本业务。两周后学习结束，我和王洪初同志就被分配到了周副主席身边。不过没过多久，王洪初又调走了。

    1949年6月我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是何谦（周恩来的行政秘书）和我们谈话面试，问我们的情况，又介绍了中央首长的性格特点和脾气秉性。何谦说：周副主席特别忙，工作十分紧张，对工作要求也特别严格。还说周副主席动作快、走路快，你要是跟不上他，会把你丢了。

    当时总理和邓大姐住在丰泽园的松寿斋，五间北房，西边是总理的办公室，东边是他们的卧室，中间则是个穿堂门。从穿堂门进去，后面院子是毛主席的住所，能看到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我小时候当兵就特别想立功，然后去延安得到毛主席的接见，现在我见到毛主席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总理那儿，总理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山东掖县的。他问：“在哪儿参的军？”我说牡丹江。他又问：“怎么山东人跑到牡丹江参军去了？”我说我们家逃荒闯关东到了东北。总理说：“你来帮我工作愿意吗？”我说愿意。他说：“我这儿的工作不是8小时，要能够连续工作16个小时的人才能在我这儿工作。”

    总理这边的卫士班一共三个人，一个卫士长成元功，两个卫士是我和张树迎。卫士长不值班，总理离开中南海外出开会时他跟着，他是正常班。平时家里值班就由我和张树迎两个人倒班，一个人工作24小时。我早上8：00吃过饭去接班，问老张：首长几点睡的？几点叫醒他？然后老张去休息，我开始值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00老张来接我的班。

    第一次去值班是何谦送我过去，由成元功具体交代工作。很快那些主要程序我就知道了。

    到了秋天，11月初，总理的办公室就搬到了西花厅，准确地说是11月7日。几十年后我去看望邓大姐时，和她提起搬来西花厅的时间，她说，她也记得是1949年的11月7日，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32周年。

    西花厅的卫士值班室大家都叫它“水果房”，总理在办公和休息时，我们卫士就在水果房值班等着。水果房墙上有电铃，通到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总理工作时，我们大约半小时进一次办公室。进去后先看看温度表，冬天室内要保持在22度，如果温度高了就开个小窗，办公室的大窗上面还有一个活动的小窗。另外就是再看看茶杯里面的茶水够不够，要不要加点水。加好水，不说话就出来了。也有的时候总理按铃找我们。我们进办公室，总理低头办公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先去摸摸茶杯。看茶水凉不凉，再去查查温度表，或者再给总理披件衣服，知道他找我们就是这些事。这些事做的时间长了，就做得十分默契了。为什么张树迎跟总理跟了26年？就是他对总理太熟悉，太默契了。

    我们这些人跟着总理，他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24小时跟着。他没有自己单独的时间和空间。

    霍英华：我1933年12月5日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利家口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父亲霍万隆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在父亲的熏陶教育下，我才十一二岁就积极的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活动。1949年5月，我在河北省西演完小上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经由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分配，我被选进刚刚解放后的政务院招待科，成为了一名为中央首长服务的招待员。

    1950年春的一天，我们招待科的领导派给我一个任务，说是去西花厅为邓（颖超）大姐缝被子。我来到西花厅，接待我的是卫士长成元功，他把我带到西花厅前院的水榭（注：水榭是原皇家花园中一个四面镶着花格玻璃窗的大房子），那里放了一架乒乓球台子，需要缝的被子就放在乒乓球台子上。成卫士长一边帮我缝被子，一边和我聊天，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现在想来，这次聊天其实是在考察我。大约过了两周，领导又派我去西花厅帮助工作，说是邓大姐要宴请一个外国来华的妇女代表团，需要我去帮助上菜和为外宾服务。那天坐了一桌子的外宾，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也算第一次开了眼。饭后，客人们走了，我也要回招待科。临走前，邓大姐往我手里塞了几块糖，那是外宾送的巧克力奶糖，说让我带给科里的同志们吃。

    9月，我被从政务院招待科正式调到西花厅卫士组，成为邓颖超大姐的勤务员。去之前又是成元功找我谈话，他说我在西花厅的任务主要是照顾邓大姐。邓大姐正值妇女更年期，浮肿、盗汗，身体很虚弱，即便这样，她还在坚持工作。听了成元功的介绍，我也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刚从农村进城不久，怕干不好邓大姐那儿的工作。

    第一天正式去西花厅上班，成元功将我带到客厅来见邓大姐。邓大姐主动和我握手，还很正式的说：“欢迎你，英华同志。”邓大姐让我坐在她旁边，顺手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让我心里立刻觉得热乎乎地。大姐询问我来西花厅之前有关方面是否征求过我的意见，这时我就一点儿也不紧张了，把上级领导要求我尽快适应环境、熟悉工作、任劳任怨、做好服务等一口气告诉了大姐，大姐听的非常仔细。我还说科长告诉我去了以后要守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大姐听了笑着说：“哎呀，他们谈那么多纪律，哪有那么吓人。其实总理和我的生活很简单，并不神秘。”大姐没有向我具体交代什么工作，她只说：“有些事情该怎么做，日后慢慢来，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最后大姐又说，总理是忙些，她会抽空带我去见见总理。

    来到西花厅的第三天中午，我正在大姐的书房打扫卫生，大姐进来把我招呼到客厅，我看见了周总理在客厅正和何谦秘书说话。大姐对总理说：“这是组织上给我派来的工作人员霍英华同志。”总理马上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霍英华同志，我知道你来了，这是小超大姐让我正式欢迎你。小超大姐身体不好，需要你的帮助”。总理转身又嘱咐何秘书说：“年轻人来到新环境，你要多关心她，帮助她。”总理没有对我的服务工作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告诉我说是大姐需要我的帮助，这么温暖谦逊的话语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在西花厅的工作主要是给邓大姐服务，比如给大姐洗衣服、送饭，帮助打扫大姐的办公室、卫生间和卧室。一开始，大姐和总理老两口住一个屋子，我也得管着你伯伯的一点事，比如打扫和整理他们的卧室。整个西花厅的卫生服务是由张永池负责，总理的办公室是由尹文君负责。我记得尹文君给总理削铅笔，一次能削一把铅笔，尹文君离开得比较早，他后来去天津大学读书了。

    大姐吃饭的事也是我管。当然，大姐要是和总理一起吃饭，我就给他们老两口送饭。总理和大姐没有专门的餐厅，客厅的东南角放了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就算是餐厅了，中间有一个隔断墙挡着，环境整洁又雅致。这样的格局一直保持到大姐去世都没有改变。

    总理大姐平时的伙食很简单，有时一荤一素，有时一荤两素，再加一个汤，主食是米饭，几片馒头。有时是红烧鱼，有时是糖醋排骨一小碟，要是有红烧狮子头，就一人吃一半。还有烧豆腐，青菜是素炒菠菜、太古菜等。两个人一同进餐时量大点，一人吃饭量小点，一顿没吃完的，下顿热热后再吃。

    1950年代初，国家实行粮食定量，总理是每月28斤，后来减到26斤。邓大姐是24斤，后来减到22斤。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所以招待客人时客人也要交粮票。

    刚去工作不久的那个冬天，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天，总理和大姐在一起用餐，我用大托盘把饭菜给两位老人家端过去，每盘菜都用盖碗给扣好的。待饭菜摆好后，我把大托盘放在靠墙的暖气罩上。总理吃饭快，他吃完饭也不让我为他收拾，自己站起身，把他用过的碗筷送回大托盘里，然后他又坐下来和大姐说说话。一会儿大姐也吃好饭，我就过去帮助他们收拾餐桌。我把碗碟等全放进大托盘后就急忙往门外走。那时候西花厅的厨房和客厅还没有连接起来，我去厨房要从客厅大门出去，经过院子。北京的冬天，一般人家的大门为保暖都要装一个棉门帘，我两只手端着大托盘，就腾不出手来掀那个棉门帘。正犹豫着怎么办，总理眼睛尖，看我腾不出手，便快步赶在前面为我掀开了门帘。我一下子呆住了，心中又是感动又是惊讶。说实话，一国的总理为我这普通的服务员掀门帘，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当大官的呢。

    周秉宜：我妈也对我回忆过，说有一次她和我爸去西花厅，伯伯和他们一同从院子里往客厅走。夏天客厅大门挂的是竹门帘，我妈抢先两步要去给伯伯掀门帘，伯伯说：“放下放下，你到我家，你是客人，应该我给你开门。”

    韩福裕：我也记得有一次我跟总理从外面回来，他走路快，我跟在后面，快到客厅门口，我抢上前去要给他开门，总理却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会开。”我跟了总理几年就知道，凡他自己能做的事，他都不让别人代劳。

    霍英华：老两口都很有教养，不给别人添麻烦，又很注意关心别人、照顾别人。而且他们表里如一，做人做得真是很规范的。

    记得1951年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但是邓大姐这边离不开人，我没有请假休息。我母亲知道了很着急，大老远颠颠地从农村老家跑到北京来看我。我母亲叫王德芳，自从我父亲牺牲后，她独自抚养我们姐弟三个，同时积极参加党在农村的革命工作，还把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让给工作队用。我母亲的情况大姐都了解，她听说我母亲来北京了，就特地安排我母亲去了一次西花厅，让我们母女见上一面。又让她顺便看看我的工作环境，也好放心。那一次是陈楚平秘书出面招待的她。这事总理也知道了。不久，总理因为劳累总发低烧，主席让他去大连养病，大姐陪他一起去大连，我当然也是要跟着大姐的。在去往大连的火车上，总理看见我还特地问了我一句：“妈妈可好？”我听了心里又一次感受到温暖和亲切，老人家每天忙着国家大事，还不忘了问候我母亲这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婆。那一次在大连，总理并没有真的安心养病，他去视察了好几个地方，有部队也有地方厂矿。

    韩福裕：总理晚上在办公室办公时，我们卫士在值班室值班。总理晚上工作一直到凌晨四五点，他工作完毕就会按电铃，我们立刻进去。总理说：“休息。”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干净了，桌子上一张纸片都没有。我们去卫生间给总理放洗澡水，先放凉水，放一半，那会儿卫生间不通热水，我们要用水桶去锅炉房打来热水。等总理进来，我们再放热水，把温度对合适了。然后帮他脱衣服。他的右手不方便，需要我帮他解扣子，等他要脱裤子了，我们就出去了，他不让我们帮他洗澡。总理洗完澡，我自己掌握时间差不多了，就进卫生间。裤子他已穿好，我再帮他穿睡衣。临睡前总理会告诉我们值班人员说：你几点叫我。一般情况他是上午10:30或11点起床。总理休息时，我们把他的衣服叠好，放在床边的椅子上，衣服放椅背上，裤子叠起来放椅座上。什么东西摆哪儿，每天如此。

    总理早上起床先按电铃，我们去他的卧室帮他穿衣服，先把右胳膊套进去，再套左胳膊，然后给他系风纪扣。他的右胳膊不好，系风纪扣比较困难，得由我们帮忙。他一扬脖子，你就去给他系风纪扣，这已经成默契了。

    总理每天起床后都要刮胡子，他的胡子长得快，又特别多。刮胡子他都是自己刮，只有在外事活动时他才请理发师帮他刮。开始卫生间里没有热水管道时，我要事先准备好一暖壶的热水，给他倒在缸子里，他自己用刷子蘸上好多肥皂涂在脸上，然后再刮胡子。总理的胡子特别黑，也特别硬，刮完后脸上鬓角部是一片青色。总理平时不做头发，都是自己梳头。他的头发有自然弯曲，很好梳理，不用吹风机吹，梳一梳就挺有型了。

    总理洗好脸、穿好衣服，先戴手表，然后右手拿手绢放裤兜里，再然后脱下拖鞋换上皮鞋，俯下身脚蹬澡盆边系鞋带，一切井井有条，很有秩序。他不让我们给他系鞋带，说：“我有手，我自己来。”

    总理的皮鞋每天都要擦，我们给他擦。他的衬衣两、三天洗一次，洗得勤。他的手帕全是白色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本书中写着说总理“皮肤黝黑”。不对，他皮肤特别白，身上皮肤甚至比脸更要白。

    霍英华：总理的耳朵很大，嘴的形状和别人不一样。我当年第一次见到总理，感觉很震撼，觉得他长得特别美。不过总理不上相。无论是后来的画还是照片都不如他本人美。最美的是总理哈哈大笑时的样子，既不夸张做作又能化解人心，而且他这一笑，还能把尴尬的事情解决了。

    周秉宜：我小时候看我爸早上起来刮胡子时，常常在一条皮带子上磨刀片。伯伯有没有这样的皮带子？

    韩福裕：总理没有用过磨刀片的皮带子，他的胡子太硬，用什么牌子的刀片都不行，他用的是美国的“老人头”牌刀片。即使用“老人头”牌刀片，隔上三、四天，我们也要给他换一次刀片。总理曾说过，刀片这么用太浪费，去外面磨一磨行不行？成元功上街跑了半个北京城，也没人答应给磨，不但不给磨，还笑话成元功说：你别犯傻了，哪有磨刀片的？后来何谦和成元功去找外贸部出国的同志帮着给买刀片，钱是总理出国时的零用钱，就用来买刀片了。再不够，总理就让成元功用人民币换算成外汇以后，给人家钱。他在小事上特别注意。

    总理身上从来不带钱，也从来不买东西，他和大姐的工资都由何谦掌握着，上街采购是成元功的事。后来何谦调走了，就全由成元功负责了。

    总理很喜欢他长胡子的照片。解放前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墙上挂了一张总理留着长胡子的照片。1946年11月西安八办的同志都撤回延安了，当时的办事处主任是周子健。解放后周子健任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行政处处长。有一次周子健去西花厅向总理汇报工作，我听见总理问周子健：“西安办事处墙上挂着我一张带胡子的照片，你们撤离时带回来没有？”周子健说：“没带回来。”总理没说话，但是那个表情是感到很遗憾的意思。

    霍英华：总理的工作一直都很忙，他和大姐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两个人其实很难得在一起吃个饭。有一天，总理和大姐在餐厅吃饭，看到他们老两口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饭了，我打心里替他们高兴。于是我走到客厅一侧，特意将收音机打开，想放点儿轻松的音乐给他们听。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评剧《刘巧儿》，是哪个演员唱的刘巧儿我不记得了，但是唱得很好听。那时我正和你韩叔叔谈对象，所以我特别爱听刘巧儿的唱段。当刘巧儿唱道：“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正在吃饭的总理忽然问了我一句：“霍英华，你爱韩福裕什么？”我一听这问话，心里立刻砰砰直跳，窘得说不出话。我们那一代人都封建得很，尤其我刚从农村出来没两年，哪敢公开提及“爱”这个字。就在我不知如何回答总理的提问才好时，你七妈在一旁替我解了围，她说：“你问他：你爱邓大姐什么？”这么一说，我们三个人全笑了。

    周秉宜：哈哈哈！太有意思了。七妈就是这样，她要随时随地站在妇女一边替女同志说话，这全国妇联副主席也真不白当啊。不过，那时新中国政府刚刚公布了新的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我想伯伯是在考虑年轻人自由恋爱也要有个原则，要有一个健康的择偶标准，所以想起来问问您这个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吧。

    霍英华：总理和大姐两个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总理经常很晚才从外面开会回来，而大姐已经睡下了。那时大姐正在家中养病，我感到她有些孤独，就总盼着总理回家后能过来陪陪大姐。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总理回来得不算太晚，我特别高兴，心想这回大姐能看见总理了。但是总理经过大姐的房间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匆匆向他的房间走过去。我心里一急脱口说出：“总理，你这就走啊？”总理听出了我的意思，他说：“我会回来的。”不一会儿，总理就去了大姐的房间，并且把屋里的灯打开了，大声地和大姐说了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关心问候大姐的话，我站在屋外，心里真是太高兴了。

    还有一天，我和大姐在她的办公室翻看相册，总理从外面回来，他走进大姐的办公室，看到我们在看照片，就过来和我们一起看照片。总理指着一张大姐年轻时的照片对大姐说：“年轻时你的眼睛也是大大的啊！”大姐听到夸奖满意地笑了。

    韩福裕：总理很尊重大姐的能力和自尊心。有一个星期天，大家想让总理休息，就说去西山转转吧，结果总理去西山看望了部队战士。部队首长说请总理讲话，总理说让大姐讲吧，于是大姐讲了话，讲得很好，不愧是老宣传队员。

    1950年，田汉（剧作家，原文化部艺术局长）儿子结婚，在北京饭店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也请了总理和大姐，郭老（郭沫若）还朗诵了诗。那一次总理也是让大姐讲话，他自己没讲。在这些场合他都注意让大姐有一个讲话的机会。

    金凤那本书说总理和大姐二十五周年结婚照，金山、秉德和你（秉宜）也在场，那是错的。那是1950年夏天的事，当时在场的人除了维世、新世，就是成元功和我。总理大姐合影之后，我们四个年轻人也合了影，维世、新世两个人把总理大姐照相时的红花也拿过来带上。这照片我还保存着。维世和金山的关系发展是在1950年底，排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会儿。金山是导演，张瑞芳演冬妮亚的A角，当时她还是金山的爱人，维世演B角。我们后来都去看过戏，总理还说：“维世，怎么别的角色都没有B角，怎么就你是B角？”

    平时总理也不怎么和我们多说话，散步时倒有可能多说几句。记得1955年时，有一次总理在散步中说起，现在有人表态要和父亲脱离关系，总理说：“搞这个干什么？不要兴那一套。你说你脱离了关系，你脱离的了吗？蒋经国在苏联发表声明骂蒋介石，说和他脱离父子关系，回来不还得叫他父亲。”另外他还说过：不能只讲出身成分，顾顺章、向忠发都是工人，结果还是叛变了。

    大概在1953年或1954年，有一次匈牙利外宾送了一盒巧克力糖，是个印刷精美的铁盒，放在客厅，打开了，让大家分着吃。那一颗糖就包了好几层，外面是印着花的塑料纸，中间是一层锡纸，锡纸里面又有一层可吃的糯米纸。我们吃一块糖，光糖纸就剥了一层又一层。总理对我说：“你看这个糖，不多，包装却挺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轻工业发达。”

    周秉宜：是这样，（19）50年代到（19）60年代，咱们国家的轻工业还比较落后，1965年我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院有一个装潢系，就是学习商品包装设计。当时伯伯就对我说过：咱们的商品质量好，但是由于包装设计跟不上，在出口换汇方面就非常吃亏。

    韩福裕：有一次总理在办公室工作，我在值班室看书，是郭沫若的《革命春秋之少年时代》。总理出办公室去卫生间，看到我在看书，就问：“看什么书？”我说：“郭沫若的《革命春秋》。”他问：“看得懂吗？”我说书里讲到周恩寿（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攻打武昌时受了伤，我还说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大秘书们。他说：“那好，爱看书是好习惯。”

    还有一次，总理在车上跟老杨（司机杨金明）说话，他说：“咱们西花厅有三条狗：我、桂师傅（厨师桂焕云）和你，一人比一人大一轮。”桂师傅给他做饭，老杨给他开车，他就用这么一句话把三个人的关系拉平了，总理他在生活中每个细节都是十分注意尊重别人的。

    总理在办公室一工作就是好几个小时，半天不出来，我们想让他出来休息休息，怎么办？有一次我们去搬大姐，大姐扭搭扭搭进去了，趴在总理肩膀上说：“周公，你是不是休息一下？”总理说：“你看我这么多工作，怎么办？”大姐只好说：“是呀！”出来了，对我们说：“咳！你们总理嘛，就是这么忙，我也没办法了。”

    霍英华：抗美援朝时期，总理尤其忙，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肯休息。大姐、秘书、卫士们劝过他多次，让他休息一下，还有维世来西花厅，也去劝过总理休息一会儿，但总理就是停不下来，大家又着急又为难。大姐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总理不是喜欢孩子、也从不对小孩子发火吗？那就把你送进办公室，让你去催你伯伯出来休息，那时你还不到六岁。你还别说，这办法挺灵，你每次进去拉你伯伯出来，他都不拒绝，都会带着你出办公室走几步。大姐就找到窍门了，只要有小孩子来西花厅，大姐就会把小朋友送进总理办公室“打扰”他一下。1952年底，我生老大迎建，大姐也嘱咐过我说：有功夫带小迎建来西花厅玩吧。迎建刚满百天时，我抱着她来西花厅看望总理和大姐。我刚一进客厅，大姐就像遇见了救星，高兴地接过迎建，抱着她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我也跟着站在了办公室的门口。只见大姐对着总理大声说：“不是说要联系群众吗？这儿来了个小群众，恩来你看看这是谁的孩子？”总理一见大姐抱着小迎建，立刻站起身，接过孩子抱了抱，又和大姐说了两句话。大姐这才抱回孩子往外走，边走边满意地对我说：“这个孩子来得真好，让他做了一分钟运动。”

    周秉宜：阿姨，这张七妈抱着小迎建，带着我和东东（邓颖超秘书陈楚平之子）一起的合影是在哪儿拍的？那两个小孩子又是谁呢？

    霍英华：是在咱们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家属院，那个院子叫“时应宫”，在紫光阁以东，中南海门诊部北边。时间我也记得，你看韩叔叔在照片背面写着呢：“邓妈妈和迎建摄于北京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那会儿迎建才五个月，而我已经脱产学习，开始备课，准备报考北大的工农速成中学。一直以来，我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总怕跟不上工作需要，就申请了脱产进修文化课，并且得到了组织的批准。邓大姐知道我想去上学，非常热情地支持我，并且鼓励我好好学习，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为了让我能顺利入学，她还亲自向人事部门交代，在我的入学申请表上注明“邓颖超大姐口头推荐。”几个字。4月26日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一边带孩子一边备课，忽然看见邓大姐带着你和东东进来了，后面跟着冯佛成（邓颖超的卫士）。我赶快走出家门迎上去，还没等大姐说话，你就先说了一句：“七妈说带我们来看妹妹。”我给邓大姐搬来一个小凳子，大姐抱过小迎建说：“来，我和孩子们合个影吧。”正好同院的小朋友小毛、小庆也在一边玩耍，冯佛成让孩子们都过来围在大姐身边，然后他拿出相机来给大家拍了这张照片。迎建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照片了。

    那天你们临走时，大姐告诉我，以后要常带小迎建来西花厅玩，让总理也见见孩子，让他休息一下，换换脑子。这以后我就常把迎建带到西花厅去陪陪两位老人。1953年9月，我正式离开西花厅，调到国务院的秘书厅工作。秘书厅位在东花厅，离西花厅只有一墙之隔，我依旧常常带着迎建去西花厅看望总理大姐。

    在迎建三岁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她的眼睛出现了散光、斜视。有一个周末，我又带着孩子去西花厅玩，邓大姐心细，很快发现了迎建眼睛斜视的问题。当时你韩叔叔还在西花厅上班，大姐把老韩叫来，批评了我们俩太粗心，她要我们立刻带孩子去医院给孩子佩戴矫正视力的眼镜。听了大姐的话，我们不敢耽误，马上去医院给迎建配了眼镜，而且这眼镜一带就是好几年。由于纠正治疗的及时，孩子在上小学三年级以后，眼睛就基本正常了。迎建后来说幸亏有邓奶奶的提醒，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邓奶奶对她的恩德。

    周秉宜：西花厅和中南海的孩子们不是都称呼他们为周伯伯邓妈妈吗，怎么迎建叫周爷爷邓奶奶呢？

    霍英华：那还是由于我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迎建七八个月的时候，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帮我照顾孩子。有一天，邓大姐又散步来到时应宫我们住的那个小院。当时我母亲正抱着孩子在院子里，邓大姐见到我母亲很高兴，就站在院子里和我母亲聊了一会儿。大姐临走时拉着孩子的小手说：“建建，和邓妈妈再见。”一听大姐这样说，我母亲心里很是不安，赶快说：“哎哟，大姐，可不敢当！总理大姐的岁数都比我大，我都当姥姥了，怎么能让孩子叫您邓妈妈呢？应该叫总理大姐为爷爷奶奶才对呀。”大姐一听这话显得非常开心，立刻笑着说：“好啊，那我得回去告诉总理，我们做爷爷奶奶了。”

    迎建还说，她本来一直都觉得自己特别受到周爷爷邓奶奶的偏爱。前几年，咱们西花厅的子弟们召开了一个联谊会，大家在会上踊跃发言，回忆总理和大姐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迎建说：听了大家的回忆，她才知道：噢，原来大家和她是有共同的感觉：就是都觉得周爷爷邓奶奶最偏爱自己了。

    周秉宜：您这么一说，让我也想起一个事儿。有一次参加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言，提到七妈对我严格要求，我上小学后，七妈就让我去大食堂吃饭，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了。丹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之女）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秉宜姐说的不对，我小时候去西花厅，周伯伯看见我，就和我说话，我告诉他我找我爸爸找不着。周伯伯就让我先跟着他和邓妈妈一起吃饭。”哈哈哈，丹妮不满意我了。

    霍英华：总理对孩子们的关心爱护，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真的是心存感激。不过总理对自家亲属要求的又是太严格了。

    周秉宜：还有小宝（周恩来秘书王海清之子王保山）也曾对我回忆过，说还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他家住的那个西小院（西花厅大院西侧的西花厅干部家属宿舍）里的干部家属大都搬走了，只剩下他一家还没搬走。为了安全，西小院的南门被堵上，又在西小院的东墙开了一个门，和西花厅前院的车库打通了，让王海清叔叔进出方便。周末，小宝从幼儿园回来，他爸爸正在办公室加班，他妈妈（王海清夫人侯真）还在天津上大学，小宝没人管，自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玩，弄得跟个土猴儿似的。小宝说，可周伯伯记着他呢。那段时间，周伯伯从外面开会回来，车子刚一进西花厅大门，他就下车并且习惯性地往左一回头，看见小宝在，他就说：“小宝，就你一个人在那儿玩呢？”小宝说：“嗯。”周伯伯就说：“你爸爸在忙着，他回来的晚，你听话，跟我回去吃饭。”周伯伯拉着他的小手，往后院去。周伯伯走路快，小宝屁颠屁颠一路小跑才跟得上。

    小宝说，那时他才4、5岁，个子太小，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人就够不着桌子了，邓妈妈让他跪在椅子上吃饭。吃饭时，他把饭粒掉在了桌子上，周伯伯说：“小宝，把饭粒捡起来。”他就把饭粒捡起来吃了。吃完饭，他一抹嘴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就自己玩去了，邓妈妈在后面喊他：“小宝，别跑，慢点！”有时邓妈妈还会塞给他一个苹果或者两块糖。

    还有一次，小宝看到后院大海棠树上结了果子，他就爬上台阶拉住一棵树枝使劲地晃，想把海棠果晃下来，海棠树叶被晃的哗哗响。邓妈妈听见了，跑出来喊他：“小宝，你干嘛呢？别晃了，再晃树就不好长了，快过来吃饭吧。”小宝放开树枝跑过去，邓妈妈告诉他：“树是公家的，公共的东西要爱护。”

    小宝说：和两位老人在一起，那感觉就跟老百姓家养孩子一样的。

    霍英华：对大一点的上了学的孩子，总理见到他们都要一个一个打招呼，跟他们握手，一个也不落。有一次总理正好要出门去开会，他在院子里看见有两个秘书的孩子走进来，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马列的儿子马嘉，总理过去和他们握手，还和他们说话。我在一旁看着都替他着急，马上要开会了，还不快点走。可是他却坚持一个一个握手，并不因为他忙就忽略一个孩子。他不是作秀，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大事小事几十年如一日。

    周秉宜：您说到伯伯和小学生们握手，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伯伯和七妈他们还遵循了咱们中国文化中一些老传统。在过去，中国的小孩子上学堂是件很庄重的事，同学之间互相都不能再称呼小名了，而是互相称字。也就是说，儿童是儿童，学生是学生。你看我二哥（周秉钧），他1949年秋天刚到北京，何谦叔叔把他带进中南海丰泽园，伯伯第一次见他也是很正式地和他握手，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小学了。而当年伯伯初次见到我和秉华时，却高兴的把我们抱起来，还举起来，那时秉华三岁，我也才刚到五岁，都还是儿童呢。不过等我一上小学，七妈就找我正式谈话了，她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我和你伯伯都要用一个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霍英华：大姐为人热情，她知道我崇拜长征时的女红军战士，但她从来不对我们讲她长征时的事。一直到1985年长征50周年，她才送了我一份爱泼斯坦采访她长征的文章，是在1981年12月和1982年1月的《妇女》杂志上连登两期。

    总理说话更加谨慎，他说话少而精，不啰嗦。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没工夫啰嗦，另一方面，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处事谨慎，多余的话不说。我感觉总理他该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他心里很有数。他的话让你觉得他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个时候说，让人挑不出毛病。他说的话反映了他的精神。我举个例子：2002年，我在《周恩来邓颖超研究通讯》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周总理关心一个老红军的婚事”，里面提到西花厅的炊事员王诗书。老王是老红军，四川人，作为炊事员，他始终守在厨房工作，从来不到前院儿去，更不会进总理办公室。后来组织上为照顾他，安排他去管理科做管理员，他不想离开总理，就去找总理，说：“总理，你不要我啦。”说完就哭了。总理当时并没有安慰他什么话，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而是立刻把李琦主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叫来，当着老王的面对李琦说：“通知人事部门，老王的工作不要调动了。”陈浩（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李晨（陈浩的爱人，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市教育局局长，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身边工作。）看了我的文章表扬我“写得不错”。李晨说我没有自己乱发挥，实事求是地写到了总理并没有对老王说什么，却立即给他把问题解决了，写出了总理的特点。

    周秉宜：还有这几张照片，其中有韩福裕叔叔抱着小孩和伯伯一起在前面走，后面是七妈和我妈拉着小五（周秉和）、小六（周秉建）的照片，是哪一年照的？是1954年伯伯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前，还是1955年去万隆会议之前？我和我妹妹一直搞不清楚。

    霍英华：这张照片韩叔叔也写了时间，就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韩叔叔手里抱着的小孩儿是我们的老二建梅，建梅是1954年12月23日出生，到1955年4月初她也才刚过百天。那是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天，总理刚在北京医院做完阑尾手术回到西花厅，又立即投入了去万隆会议的准备工作。韩叔叔这时也已经调离西花厅，去中南海警卫处上班了，但是我们都惦记着总理的健康，韩叔叔就打电话提出想去西花厅看望总理。大姐也是希望总理休息一下，就特别安排了你父母带着小五小六来西花厅一起过周末，同时又通知我和老韩带着小建梅也来西花厅见一见。

    那天成元功为总理、大姐和你父母以及小五、小六拍了好几张照片。在送我们出来时，正好韩叔叔抱着建梅和总理一边走一边说话，成元功举起相机抢拍了这一张。如今这张照片也成了建梅最弥足珍贵的纪念。

    周秉宜：我看过有关万隆会议的一些资料，万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5年4月18日到24日。但是还在3月份，伯伯就得到情报说台湾那边已经制定了暗杀中国代表团、暗杀周恩来的计划。我想伯伯约了我父母一起来过这个周末，他心里怕是在想：万一他有什么不测，这就算是他对我父亲的一个告别吧。毕竟我二伯（周恩来二弟周恩溥）早已去世，爸如今就只剩下他这个大哥了。

    韩福裕：那时你父亲星期天常去西花厅看看，他一个人去。总理在办公室工作，知道你父亲来了，并没有马上出来和他打招呼，还接着埋头做他的事。你父亲也不去打扰总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有时过去陪他说说话。他的胃不好，我也动过胃的手术，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周秉宜：颜太龙叔叔对我说过，当年我爷爷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时，逢周末伯伯从城里曾家岩回来，他也是去伯伯的办公室坐坐。伯伯在里屋办公，爷爷也是一个人坐在外屋的长凳上，就那么陪着自己的儿子。颜太龙叔叔那时是周副主席的副官，他在外间也是陪我爷爷说说话。爷爷看伯伯平安无事且又在忙着，坐一会儿就回去了。

    韩福裕：你父亲坐在客厅，总理过一会儿也还是会出来的。他来到客厅也不和你父亲说话，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睡五六分钟，算是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又回办公室工作去了。兄弟俩这就算见了一面。

    周秉宜：阿姨，那天的照片里怎么没看见你呀？

    霍英华：我去前院儿推自行车去了。说起这个自行车来，也是要感谢总理和大姐。我生老二建梅的时候，已经上了工农速成中学，当时我又要上课，又要给孩子喂奶，每天都要从沙滩红楼（工农速成中学校址）走着到北长街我家里给孩子喂奶，实在太难了。大姐看到我的困难，就说要给我买辆自行车。我和老韩表示坚决不要，后来大姐说，那这钱就算是我们借给你们的吧。老韩才收下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辆二手的女车。当时成元功管钱，这件事是让成元功去经手办的。老韩每个月从工资里省出一点钱还上。结果大姐知道了，还批评成元功，说：“谁让你要他们还钱了！”听说老韩已经还了30元，她让成元功拿出30元交给老韩，说是给姥姥补贴生活，还给了我母亲一包袱旧衣服，说可以拆了给孩子们改小衣服用。

    韩福裕：现在这辆自行车已经被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作为文物征集去了。

    霍英华：后来1958年，冯佛成下放去青海，总理和大姐给冯佛成送行，请他吃饭，顺便把我和你韩叔叔也叫过来，说我们走时没请我们吃饭，这次顺便给我们补上。

    韩福裕：总理对人最真诚，最平等，最公正。我姐夫是起义人员，但是（19）50年代初他的单位还是给他定成历史反革命。当时作为总理的卫士，成元功、张树迎和我三个人身上都有枪，但总理并没有让我走。直到四人帮倒台，我姐夫才获得平反，现在他是老干部待遇。

    霍英华：1957年反右期间，西花厅一个右派也没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秘书都平安度过了。有几位同志的家属在他们单位被打成右派，如浦寿昌的哥哥浦山在外交部，马列的爱人林颖在纺织部被打成右派，老浦和马列都没有因此受牵连调离西花厅。总理还为林颖说了话，说：“她算什么右派？她就是骄娇二气。”

    韩福裕：西花厅是令人怀念的，在总理的领导下，同志们之间和睦团结，没有什么疙疙瘩瘩的事。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都对西花厅怀着十分温馨的回忆。

    霍英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1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亚非14国。这期间，照顾大姐的霍爱梅又去了山西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当时我已经调到国务院外办工作了，外办离西花厅也很近，我就考虑着总理出国了，爱梅又不在家，我得回西花厅照顾一下大姐。我给西花厅打了电话，大姐开始没有同意，她说：“你已经能够做很多工作了，我怎么能说叫你回来就叫你回来呢？”我说：“我就是想爱梅不在家，我多陪陪你。”大姐说：“有机会我会考虑的。”

    过了几天，张元大姐（邓颖超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来，她说：“大姐知道你惦记她，你看是不是这样：你每周一、三、五晚上下班后来西花厅陪陪大姐，和她聊聊天。”我高兴地答应了。那之后，我就常在下班后去西花厅陪伴大姐。我告诉大姐，我现在又上了电视大学。大姐听了赞许地点点头，鼓励我要继续努力，还说让我下次要把上课的作业本拿给她看看。

    后来总理出访回国后，在昆明给大姐通了电话。大姐告诉我：“总理和我通了电话，我告诉总理，我们家里来了志愿兵霍英华同志。总理说欢迎志愿兵。”

    韩福裕：说说六老爷子（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吧。六老爷子刚解放时从南方来，由他的孙子周华章陪同，他们从前门火车站下车，走着到的中南海西北门，当时六老爷子穿着长袍马褂。总理安排他住到前门的惠中饭店，并且给他做了一身中山装。后来总理还去饭店看望过六老爷子。

    周秉宜：我听华章哥说过，六爷爷送给伯伯好几件古玩和字画，是他从古董店买的，有宋代的，还有殷商时代的。伯伯就托郭老送到文物部门去鉴定一下，回来他还告诉六爷爷，说“你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假的。”后来那些古玩字画伯伯都交给了故宫。

    霍英华：我1950年夏天去西花厅，时间不长就遇上了六老爷子来做客。老爷子穿一身中山装，特别客气，干净利索那么一个人。大姐让我给沏一壶茶，我盛了一杯茶，大姐没让我送过去，她接过来亲自给送过去。老爷子赶紧站起身，他见我们都叫大姐，他也一个劲儿地叫“大姐，你坐，你坐。”让了半天，大姐说咱们家里不能这么称呼。大姐陪老爷子说话，规规矩矩的一个媳妇。那一天总理不在家，但是你爸你妈来了，不过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六老爷子谈到了你，说你长得像你奶奶，让总理大姐把你过继过去，说过继这个孩子比较合适，我记得他还对你七妈说：“你就要了她，你就要了她！”大姐就笑着回答：“都一样，都一样。”你小时候长得好看，不爱说话，特别蔫儿，也没有那么多是非。你七妈也是想收养你，她没有孩子很寂寞。我记得有一次她还对你妈妈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生了，可以养吧。”但这事她当然不能自己做主，还得听总理的。结果总理没有同意，说这样会让孩子养成特殊化。

    周秉宜：过继的事我知道，伯伯为这事还专门把我爸找来谈话，他对爸说，他“要是要了咪咪，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就会变得骄傲和养成特殊化的思想。你的其他的孩子又会认为我这个当伯伯的不公平。”他又说：“现在这样不是挺好么，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那次谈话有我爸、有何谦叔叔、成元功叔叔，还应该有华章哥哥。那一天的谈话七妈和妈都不在场，却让我站在一旁听了，那是1951年冬天的事，我刚7岁，还没有上小学。可伯伯却让我一个小孩子也跟着旁听，看来他认为我也需要记住他的话。你还别说，我还真的一直就记住了他说的这些话。

    霍英华：我想他们一定很好地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决定不要孩子的。他们愿意把心思放在革命事业上。

    韩福裕：解放后，总理有那么一大家子亲属，大姐全接过来管起来了，不让总理操心。总理是从心里感激大姐的。

    霍英华：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领导同志说要送总理和大姐一个孩子。我向大姐提起这事，大姐说：“好心人多了，送偏方的也不少。”但是老两口从来没有主动向人家提出过要他们的孩子做女儿。前一阵还有一个领导同志的女儿说总理曾向他父母提出过要收养她做女儿，这不像总理说的话。我从1962年调去国务院外办机要室工作后，经常接收下面单位上报的文件，上面大都有总理批下来的字，他是分管外事工作的嘛。他怎么处理问题，我看得多了，知道他不会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再说他也从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你说这可能吗？

    韩福裕：不可能。我对总理的语言和对待事情的态度比较熟悉，他不可能有去向一位同志提要人家孩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