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28日电（侯文忠）

    1969年4月党的九大闭幕后，毛主席为了到南方检查九大精神的落实情况进行南巡。过了五一节，5月29日下午主席从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开始南巡。当晚在邯郸支线停车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晚上到郑州住在火车上，5月31日下午九点左右到了武汉。

    主席这次南巡，可能是由于1967年“7.20事件”的原因，又是“文革”期间，再加上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等因素，为了防备万一，中央办公厅对主席这次南巡做了特殊的部署，其中，只是随卫部队就由原来的100人增加到了150人，也就是在一中队的基础上又从五中队抽调了近50名警卫战士，加强沿途和住地的警卫。同时也通知了沿途的有关部门,因为在火车上我们能看到沿途和车站上布置的岗哨。

    专列在武汉火车站停下后，首先有中队领导带领几个人先到主席居住的东湖宾馆梅岭小区打前站，布置好主席居住的一号楼周围的哨兵。其他人则忙着搬运主席的行李，做好下火车改乘汽车的准备。由于是晚上又是第一次到武汉，我们也闹不清东西南北，只是集中精力观察沿途周围的情况，直到进入东湖宾馆的大门才轻松下来。

    主席所住的武汉东湖宾馆梅岭小区，一共有三栋楼，梅岭一号楼是主席的住所。梅岭一号楼实际是一幢老房子，条件并不怎么好。但是毛主席住着习惯，每次来都是住在这栋楼里。左侧是二号楼，由汪东兴、张耀祠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居住。这一次，二号楼还承担着包括警卫人员在内的所有随行人员的就餐任务。我们分队就经常和汪东兴、张耀祠、商来宝、李志绥等办公厅领导、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三号楼位于一号楼的斜对面，与一号楼有一条封闭的走廊连接。三座楼房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一号楼左前方有一片腊梅树，到了腊月，各色梅花争相斗艳，小区故称梅岭。主席房后有几棵桂花树，每逢八月花香袭人。右侧是东湖。整个小区草木葱郁，鸟语花香，清洁安静，确实是个优雅宜居的住所。

    由于刚开完党的九大，国内形势比较稳定，经济运行良好。1969年2月21日， 周总理通过《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密的封锁、苏联逼债等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取得的胜利。

    主席并没有因为中苏边界的问题而影响情绪，心情显得非常轻松。在武汉住了26天，时常到下午六、七点钟出来散散步，有时坐在三号楼后边的平台上观看东湖风景，有时到湖边的亭子里和地方干部聊聊天， 多数时间是坐在三号楼右侧的竹林旁看我们和地方部队打篮球， 当发现我们总是赢球时，主席就指出：“凡是北京来的人，要尊重地方上的同志，尊重炊事员、服务员、烧锅炉的工人。”“你们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人家都兢兢业业的招待你们，他们的工作即便有不当之处，也不要讲。”“比如说打球吧，不要总想赢人家，要讲友谊，讲团结嘛”。

    为此，随卫部队专门进行了座谈讨论，重点是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尊重地方上的同志，处理好与地方上的关系，协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等等。之后，我们警卫战士就力所能及的为当地做一些工作，所以，与地方上的关系相处的非常融洽。

    当然，主席不仅从思想上严格要求我们，在生活上也时刻关心着我们警卫战士。有一天，主席傍晚出来散步时，顺便来到三号楼我们警卫战士居住的房子，（由于这一次增加了人员，当时我们住在三号楼二楼的会议厅里，睡在木地板上）主席在房子里转了一圈，他用眼睛看了看在场的战士,战士们则用掌声表示对主席的欢迎，也感谢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心，主席对大家挥挥手,以示致意。然后和护士长、卫士等人往前门走去，快走到门口时，我们看到主席突然停了下来，对护士长说了几句话，护士长吴旭君就又回来，说：“主席让问问房子里有没有蚊子，有蚊子叫你们打打药”。原来主席突然想起了我们没有支蚊帐。我们回答：没有蚊子。护士长赶上主席后，告诉了主席，主席听了点点头。但是后来招待所的服务人员还是定期往房子里打药，而且以后再来东湖招待所时，也住在了有单人床铺、有蚊帐的三号楼一楼。不过，无论当地安排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和床铺，我们从来就没有挑剔过，做到了客随主便，也是对地方上的尊重。

    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主席经常彻夜难眠, 的确是太劳累了，这次到武汉能够有如此轻松的心情，作为看惯了主席忙碌的身影和沉重心情的所有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都感到非常地高兴。所以，在主席经常出来时打打球，给主席预备好他喜欢坐的藤椅，为主席创造一个愉悦的环境，也是尽到了我们警卫战士的一份责任。

    主席在武汉住了20多天里，每天批阅一下机要局从北京用专机送来的文件，偶尔同地方干部谈谈话，再就是看看书，没有参加过更多的活动，也没有离开过东湖宾馆。在东湖宾馆，我一直在主席房后香气扑鼻的桂花树下站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