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血染战旗，铭记历史

    吴立人在回顾高蠡暴动时指出“当年毛主席对李立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坚锐批评，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吴立人指出：“河北省当年受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错误地提出“跟党搞暴动”的口号与实践，主要是主观主义，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冒险主义行动，造成许多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0年10月12日博蠡暴动到1932年8月27日的高蠡暴动，事前党内存在过清醒者的不同意见，他们有的被扣上“右倾”帽子，遭到批评，有的被撤职调换工作，有的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没有把“一部分暴动的领导人”提出过的，认为“时机不成熟，应推迟暴动的”不同意见视为暴动前夜的警笛、警钟加以重视。

    第一次： 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中共保属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博蠡地区着手准备武装，组织红军暴动，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 1930年8月初，保属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在博野县主持召开了筹备博蠡暴动的会议，安平县委书记李洪振参加了会议。会议除明确博蠡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外，还要求各县贯彻保属特委指示精神，在本县组织暴动。李洪振回安平时，博蠡行动委员会的于澄波来到安平。于澄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于澄波回蠡县，参加中共博蠡县委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县团委书记。1930年6月，中共保属特委指示，在博蠡地区着手准备武装，组织红军暴动，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暴动流产，于澄波身份暴露，遭反动政府通缉。在组织安排下，他离开蠡县，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1年冬，由于叛徒告密，于澄波在太原城被捕，1932年春英勇就义。 于澄波传达了保属特委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指示马上组织暴动。安平行动委员会书记阎子元不同意马上暴动，意见产生分歧，10月初，于澄波又来安平，错误地批评阎子元“右倾”，并传达上级指示，对安平行动委员会做了组织调整。10月12日根据中共保属特委的指示，博蠡中心县委发动了农民暴动。由于大庄头一处提前行动暴露了意图，暴动被迫中止。这是博蠡中心县委组织的首次武装斗争，也称"博蠡暴动"。

    第二次： 1932年8月16日，白坚、吴立人与蠡县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一起巡视了几个村庄后， 宋洛曙向白坚、吴立人汇报了当地党团建设和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说一旦暴动，三天之内便可以发动起5000左右农民和青年学生，单蠡县就可以充实一个师，把蠡县、高阳、博野三县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一举歼灭。白坚听了宋洛曙的话忧喜掺半。白坚认为，宋洛曙是一位成熟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带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和鼓动力。广大群众参加武装暴动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也很高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些马上参加暴动的农民，他们的素质、纪律、作战能力怎么样，还都是个未知数。敌人在保定驻有陈冠群的十四旅，在安国驻有白凤翔的十七旅，高阳、博野、蠡县暴动一旦行动起来，他们会一齐扑过来，刚刚成立的红军武装会受到两面夹击，形势非常不利。白坚把这些问题向宋洛曙讲出来，希望他能再做一些扎实细致的工作，力争在暴动前，组织和训练一支守纪律、懂军事、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回到保定后白坚、吴立人向保属特委汇报了高蠡暴动准备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次：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者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1932年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河北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我北方党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强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同年7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了省委全会和县委联席会议，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错误地批判了“北方落后论”，要求各级党委在农村中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会后，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黎亚克）于8月8日亲去蠡县视察工作，经过11天的巡视，他认为在蠡县东北区与高阳东南区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应组织并领导群众暴动，夺取政权。黎亚克从蠡县回到保定的第三天（8月21日），便向河北省委递交了《保定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高蠡地区的革命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过早地提出了开展高蠡地区农民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当时的河北省委对这个报告没有作具体分析，即派省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定特委负责指导这项工作。湘农于8月22日到达保定。

    8月23日，保属特委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湘农代表河北省委、白坚（河北省团委书记、保属团特委书记）代表团省委参加会议。会议就暴动条件是否成熟讨论了很久，争论非常激烈。湘农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认为：李之道（黎亚克）等人的观点脱离实际，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加强准备工作，发动日常斗争，等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 会议最后决定：“高蠡两县正处在暴动的前夜，应加紧准备工作，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在一切斗争中组织群众，健全党的领导，等待暴动条件成熟，再发动游击战争。” 会后，保属特委将会议情况报告了省委，省委根据6月下旬北方会议精神，支持了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黎亚克）暴动条件已经成熟的报告，并批准保属特委关于布置高蠡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1）成立以特委书记李之道等7人组成的保属革命委员会。（2）武装农民，组织游击队伍，定名为河北红军游击队，番号是二十七军第一师，采取“三三制”编制，设大队（团）、中队、小队，高阳东南区编为第一大队，蠡县东北区为第二大队，蠡县西区为第三大队。（3）以蠡县东、西区和高阳东南区作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游击区指定为高阳、蠡县、博野、肃宁、任丘、安平、深泽7县。不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根据地，如果游击队万一不能立足于原区域，可退至完县一带山区。（4）成立运输大队，负责后勤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暴动地区输送从外地来的支持暴动的人员、武器及物资。

    上述阎子元和湘农关于“起义条件不成熟，应推迟起义”的意见经过历史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两次重要的意见都未得到暴动决策层的重视与采纳，起义失败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痛思英烈，终成历史遗憾。高蠡暴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保属特委主要领导人在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错误地估计了保定革命形势，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和群众觉悟，做出了认为暴动条件已经成熟的判断；二是暴动的准备时间仓促，思想、组织及物资准备都不充分，致使作战时上下指挥不灵，左右联系失误，行动不一致，没有战斗力，一触即溃；三是指挥暴动的领导者思想麻痹，缺乏斗争经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察觉，结果遭到重大损失，使轰轰烈烈的暴动毁于一旦。 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起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浩大壮烈的红色风暴，为而后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

    1933年2月，吴立人又受上级派遣，秘密返回家乡行唐县，在水泉村周围的18个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参与领导了水泉暴动（团山暴动）。1933年4月，吴立人任中共保属特委委员，1935年参加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随后吴立人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到安平县、饶阳县一带做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支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资料来源：李建抓《吴立人参与髙蠡暴动》、《中共保定历史》、《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高阳县志》、《中国共产党蠡县地方史》、《我们的父母亲》、《高蠡暴动》、《冀中星火》、《吴立人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