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坡村中央晋绥分局驻地崔光同志旧居.

1970年3月28日，崔光叔叔（左）与段晓飞在包头市委宿舍前。（段晓岚摄）

怀故友崔光同志：“求是不屈为真理，竭忠无私近完人”，段云敬书。

    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1日电（段晓飞）疫情期间，收到崔光叔叔儿子崔跃年寄来的《平反中国人民银行“三大案件”纪实》一书。从书中详实的了解到崔光叔叔和几位人民银行老前辈当年坚持真理、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往事，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其实我从小就常听爸爸妈妈为这位崔光叔叔打抱不平，也许是从那时起深深记住了这个名字……看完书后突然惊讶，收到书这一天竟是崔叔叔三十周年祭日，真乃天意！    记得最早见崔叔叔还是我刚上小学，他和几位叔叔阿姨一起来家里与爸爸妈妈交谈很久。我从门缝里看到人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后来得知崔叔叔在人民银行的反右运动中主持公道，保护干部，被定为丧失立场、严重右倾，受到党内处分并撤销了副行长职务。尽管他下放到很远，但爸爸每每说到崔光，总是怀着敬意，说他人品端正，铁骨铮铮！1969年我16岁，初中毕业准备上山下乡。有个礼拜天崔叔叔从内蒙来了，当时他已任包头市委副书记。晋绥老战友们在一起很亲切，聊起了家常，妈妈说起我近期就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了。崔叔叔忽然说：“让孩子到内蒙兵团来吧？我的女儿也在那里。”崔叔叔办事认真，当时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去包头。他走后听到爸爸妈妈议论，“孩子就去包头吧！李质（晋绥干部）、崔光在包头，都是值得托付的人。”我去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使我人生与内蒙有了一段因缘……

    那些天，我一直在看内蒙地图，想象着包头大青山下那片生疏、遥远、荒凉的地方……爸爸给李质和崔光两位叔叔写了封信，内容记不清了，但最后一句印象很深，是请他们代为监护，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种情义和信任。    我是自己乘火车去的包头，行李托运后手里仍提着很重的帆布提包。从包头昆区火车站到城里要坐很远的公交车，雨后凉飕飕的，我一路打听着到了包头市委。站在大门外，最先映入眼帘的，竟是远远看到造反派写的“打倒李质！打倒崔光！”的大标语，心里惴惴不安！传达室值班的告我想找的人都不在，一下觉得空落落的，又担心这两位叔叔出事，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眼泪流了下来……传达室的人看我是个孩子，又拿着这么重的行李，就让我在屋里歇息。天很晚，才等到了崔叔叔的秘书。那晚我就住在崔叔叔的宿舍里，屋子不大，桌子、木床、木箱摆放满满的，进屋给人唯一印象就是勤俭、朴素，是个工农干部。那天晚上一直停电，我躺在崔叔叔的床上，非常想家，也想早点儿见到他……    第二天崔叔叔下乡回来了，老远就听到他喊我。他戴着一顶旧蓝布帽子，穿一件旧的中山服，嗓门很大，一脸的笑容问寒问暖，远在他乡有这么一位和蔼可亲、宽厚仁慈的长者，我心里暖暖的……    就是那天崔叔叔派人把我送到距包头40里外一个叫万水泉的地方，那里就是内蒙建设兵团的十八团。我搭了一辆拉木料的马车，在没人烟的荒野沙丘里走了10里地，来到黄河边一处土坯围着的大大的院子，这就是我们知青的家。   在内蒙下乡的日子里，只见过崔叔叔两面。一次是1970年春节前一个晚上，我们背着背包步行10里地到团部去参加新春文艺汇演。节目开始前请包头市领导致辞，忽见崔光叔叔从后面走上台，操着他那浓重的山西永济口音，我只记住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我代表包头市八十万各族人民，向建设兵团十八团的同志们问好！……”当时太激动了，又不便流露出来。我虽离的很远，但仍能看清崔叔叔依旧是那熟悉的穿戴，一顶布帽子，一身布棉袄。文艺节目一结束，我背着背包就往外跑，就想见一下崔叔叔，但四处黑灯瞎火，到处都是人，遗憾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但那一晚上我还是很高兴，人生第一次在外过年见到了亲人。    另一次是1970年3月下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的大姐晓岚回到北京，又专程来包头看我。住了3天每天还和我一起出工劳动。送她回京的那天，我和她徒步走了40里地到包头昆区看望崔叔叔。大姐长我15岁，1938年出生在晋西北根据地岢岚县，一直养在老乡家。三岁时日寇扫荡，杀了她的奶爹，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把她从奶娘那里接出来，送到兴县爸爸妈妈身边。她对当年兴县蔡家崖、北坡、石楞则、张家湾、黑峪口这些八路军住的村庄都有很深的记忆……崔叔叔曾在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工作，他和爱人严林阿姨都住在北坡，和我们算是邻居，所以大姐从小和他们认识。崔叔叔那天见到晓岚和我特别高兴，中午从食堂打了饭回来，坐在一起高兴地聊起了当年的根据地，忆起了抗战初在我们家乡蒲县任县委书记的往事，说起了那一代人都曾经历的艰苦岁月，还有那些晋绥边区熟悉的名字，情真意切，回味无穷……大姐带了照相机，我们分别和崔叔叔留了影（可惜大姐那张照片找不到了），这张和崔叔叔的照片，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