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督促落实,坚持长期调整。1962年3、4月份，李富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部署国务院各部门迅速组成联合检查团组，由各部部级领导并配备必要的司、局长参加，到各重点城市和企事业单位检查经济调整的落实情况。他说“不要老在家里空谈，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是要下去抓当前工作，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和要求。” 李富春自己也带领一个检查组，有陶铸、王任重一起参加，到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进行检查。 在检查中，李富春深入基层，一边考察，走访群众，了解实情，一边随时同地方负责人共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的对策。这期间李富春还到过其他许多地方，在安徽滁县他还了解了农民包产到户的情况。

    在检查中参加的中南局常委扩大会上，李富春针对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的情况，对农业恢复的时间表分别提出不同要求，表示赞同说：“‘大跃进’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亏，原因就是急了一点。因此在调整恢复国民经济中也不要急躁，要准备慢的这一手……必须下两个决心，一是下比较长的决心，至少准备三年踏步；二是检查结束后，要伤筋动骨，不能维持现状。”其实李富春早在经济调整初期就明确提出调整要用三至五年。当1962年底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党内一些同志提出调整可以结束了。李富春表现出湖南人的倔强和韧性，顶住压力，多次坚持要持续调整，长时间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大跃进”从1958年到1960年搞了三年，而经济调整从1961年到1965年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最终取得成功。坚持长期调整是克服“大跃进”顽症，挽回巨大损失不得已而为之。实践证明李富春关于长期调整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

    勇于承担责任，争取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总结李富春这么多年来工作中有“三多”：一是做报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每次党中央或国务院开会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做汇报。二是挨批评多。三是做检讨多。关于检讨问题，他是坦诚的：一是服从真理，实事求是，知错必改，从不隐讳。二是服从组织。三是他经常是通过自我批评，阐述自己的体会去启发、教育别人，争取大家理解与支持，以更有利于做好经济调整工作。四是勇于承担责任。薄一波在回忆李富春时说：“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托搪塞，更不诿过于人。有时候他受到并非公正的批评，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不惜委曲求全，甚至代人受过。”李富春历来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是党内有名的忠厚长者。他的这种担当精神和高风亮节，受到党内同志们高度评价和尊敬。

    经济调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是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同1957年相比，增长百分之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9.9，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98，都超过了1963年的预定目标。二是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新的协调发展。196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百分之37.3、百分之32.3、百分之30.4，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过高。1961年由于削减投资，积累率下降至百分之19.2。1962年又急遽下降至百分之10.4，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余力。经过三年持续调整，到1965年回升到百分之27.1。四是财政收支平衡。 “二五”计划前四年每年都有较高的财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收入超过支出累计达10.2亿元。1965年我国还提前还清了外债。五是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困难时期实行的高价商品和凭票供应等实行的范围也陆续取消或缩小。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花的消费量还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仍然有较大的改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终于得到改变，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多么不易！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卓新回忆说：“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往事，仍然忘不了富春同志勤奋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三年困难，五年调整，富春同志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辛劳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上述经济指标上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上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李富春做出的八字方针的战略决策建议是正确的，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当然这一成绩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得益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努力，得益于李富春的战友和同志们的鼎力相助，得益于各部门、各地方特别是老计委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这些成绩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关于“大跃进”的问题，毛主席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曾做过明确的表述。只有毛主席下决心，中国才能彻底否定“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恢复到良性发展的道路。

    后来的故事

    在“大跃进”的错误初步得以纠正，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在全会上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八字方针调整经济毛主席是赞成，但是后来他把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一样因为赞成包产到户，而引起毛主席不满。但这时候李富春的主要注意力始终还是放在经济工作方面。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头等大事，就是编制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此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在1963年底到1964年春天，李富春为编制“三五”计划与国家各部委进行了将近二十次座谈，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这期间在国际上中共与苏共展开了论战，美国在越南扩大了战争，国内又开始搞“四清”等政治运动。毛主席原来是赞成把加强农业建设，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作为“三五”计划的重点。但这时毛主席的思路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李富春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三五”计划要以加强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主。这一新的方针与李富春的初衷和多年的坚持完全不一样。李富春在汇报时说，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要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毛主席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特别是1964年8月12日，毛主席在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上报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这份报告对有些情况说得相当严重，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很好，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结果这些事还要李富春牵头，通过“三五”计划去落实。要在短时间内调整改变五年计划这样大量的工作，显然是很困难的，这让李富春措手不及。即使这样他仍然服从大局，认真修改“三五”计划，积极推动三线建设。但毛主席仍然认为李富春推动三线建设不力，又多次批评李富春。在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毛主席都认为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要求“进行革命”。这时的李富春很被动，他建议成立一个以毛主席或刘少奇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行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毛主席同意了并由自己挂帅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1964年8月，当时兼任计委副主任的陈伯达，向毛主席告了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刁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几件事让毛主席终于下决心对国家计委进行组织调整。1964年底，毛主席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任命原石油部长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并从外单位调来几个同志成立“小计委”。虽然保留李富春国家计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名义，但是又不管事，实际上他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岗位。同时中央调离了国家计委所有原来的副主任的工作，这对他们显然有些不公平。1965年1月李富春提出辞职，毛主席没有批准。李富春并没有因此而躺倒不干，在尴尬的境地中仍然力所能及的努力工作。这期间李富春全力支持余秋里的工作，余秋里也很尊重李富春。一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又一次陷入更大的动荡。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李富春还被安排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也是昙花一现。1967年初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取代了政治局常委会。李富春与几位副总理和军队的老帅一起受到批判，虽然他没有被彻底打倒，但是精神非常压抑，于1975年1月逝世。很遗憾李富春生前没能看到文化革命的结束，没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他能活到后来，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在历史的长河中，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这段时间比较短暂，但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好好纪念的。李富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李富春人生之中一个更大的亮点。李富春的这些功绩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生谦虚谨慎，为人非常低调，从不争功争名；同时也与宣传的不够有关。李富春具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和领导才能。他的理论著述不多，他的长处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实干和专注---专注于计划经济工作。正如李富春在1953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我“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李富春说的话和做出的一些决定，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很普通，而在“大跃进”时期是难得的，是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理性思维的代表之一。他很早就强调的做计划工作要搞“综合平衡”，做经济工作要搞“经济核算”，他是我们党最早具备先进的经济管理思维的领导干部之一。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太正常，他很多话都要两面说。但是通观他的讲话和文章，会发现他的倾向性是很明确的，他在认准的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问题上，态度是坚定的和执着的。在那种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是需要智慧的。尤其李富春在经济工作的判断和把握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和丰富经验，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虽然李富春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去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是时代使然，但他总是朝着符合经济规律的大方向在进步。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经历了“大跃进”的错误之后，思想认识都有所转变和提高。他们不断从实践中认识世界，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李富春关于对经济工作 “从盲目到自觉的过程，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过程”，这一认识论的说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毛主席说：“老祖宗恩格斯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飞跃。什么叫自由？历来搞不清楚，然后才搞清楚，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现在，富春同志的报告里头不是说吗？开始认识这个必然性了，因此，我们有希望。”

    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正是因为有了过去经济建设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有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当然现在还有许多问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在纪念我的外公李富春和我的外祖母蔡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为了把他们的光荣事业和优秀品质传承和发扬下去，认真地总结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更是为了在前进的过程中超越历史。

    ( 供稿：天津市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写于：2020年5月22日）

    附录：参考文献

    《李富春传》房维中 金冲及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
    《纪念李富春》利广安 王桂珍 秦明 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先念年谱》李先念传编写组 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袁宝华回忆录》袁宝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袁小荣 编著，人民日报社出版社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程连升著，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