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与作者朱冬生

    中红网北京2020年4月20日电（朱冬生）从七八年前开始全国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32集电视剧《断刺》，此后一直到最近，都有电视台在重播这部电视剧。著名演员柳云龙主演反派角色国民党军统局情报处长唐栋。最近我又认真细看了这部电视剧，感触尤深，是因为这部剧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人物，我见过，也曾为延续他们历史的辉煌做过工作。而《断刺》所折射的历史又是今年春节前后孙红雷、万茜主演的《新世界》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段历史的后续。

    这部电视剧运用了柳云龙的谍战大戏三部曲《暗算》《风筝》《告密者》相同的表现手法，精于谋划、刻划细节、创新手段，天才的大脑加上异于常人的发挥。就此曾推出了一批影视新星：王宝强饰演的瞎子阿炳，成了侦听捕捉敌台的天才；陈数饰演的数学家黄依依，成了破译密码的天才；他本人饰演的地下工作者钱之江，预谋自杀身亡的遗体，成了传递情报的绝佳工具。

    作家麦家和影视艺术家柳云龙的出现，为中国的影视剧刮起了一股谍战剧的旋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漫长和残酷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中的汉奸、走狗、伪军无所不在。因而取材于此的谍战剧，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油头粉面的现实和并不美好的未来的包袱。但这确为追求感官刺激、心灵撞击的喜欢谍战剧的观众们，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也为中国影视剧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取材于绥远起义的《断刺》

    电视剧《断刺》，以新中国成立之前12天举行的绥远起义为历史背景，青年女演员童蕾饰演地下工作者李赫男，曾经潜伏在军统内部，代号为“护仓神”，离开军统后，从上海经广州到北京，奉命领导由中央警卫局指挥组成的绥远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宝钺先生的保卫小组，在由张家口北上包头到呼和浩特的沿途之中，全力阻断国民党军统局情报处长唐栋追杀宝钺先生的阴谋。就此，展开了李赫男与唐栋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与谋的大戏。

    电视剧《断刺》中的绥远起义，又称“9·19起义”。是指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根据毛泽东主席的“绥远方式”，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49年9月19日，率部8万（含政、警、宪人员）余人，脱离国民党政府，举行起义，和平解放绥远。

    绥远,旧省名，现属内蒙古自治区。解放战争时期，绥远驻有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 16个师6万余人。平津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为加速革命的成功，使新中国的成立如期举行，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已迫在眉睫，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所谓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对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再按照我军的编制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傅作义商定，双方达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协议》。协议划定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并规定了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

    绥远董其武部原属傅作义部。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即飞往北平，向傅作义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1949年夏，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派人先后到绥远，协助董其武进行和平起义工作。

    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完成。由于国民党集团的破坏，至8月中旬，起义仍未能实现。毛泽东十分关心绥远问题，在关键时刻，特委托傅作义等从北京乘专车到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帮助加速绥远和平起义。傅作义的到来，澄清了特务们散布的种种谣言，指出和平起义是最正确的道路，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坚定了他们走向人民方面的决心。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通电，率部8万余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自此绥远和平解放。起义部队自1950年2月21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下进行整编，4月10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董其武任二十三兵团司令员。

    绥远的和平解放，毛泽东主席创造性的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开创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作用，在于使我军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敌人。由于我军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能将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十九兵团及时转战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断刺》客观地再现了董其武领导的绥远起义

    1983年8月，我为《星火燎原》杂志第4期的责任编辑，为将本期做成纪念建军56周年和绥远起义34周年的专刊，从4月起，我即登门拜访，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请绥远起义的主要领导董其武和绥远起义的组织者裴周玉、袁庆荣为该刊撰写专门文章。

    董其武，绥远起义的主要将领。曾任原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绥远起义成功后，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纪念绥远起义，所写《正确的道路 光明的前途》的文章，在《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4期上发表。

    裴周玉，人民解放军绥远起义的直接负责人。参加过秋收起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刘志丹红二十八军的特派员，1936年在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中弹英勇献身，裴周玉是战斗现场的亲历者。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绥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军委装甲兵顾问。为纪念绥远起义，所写《春雨前奏——记<绥远方式>》的文章，在1983年《星火燎原》杂志第4期上同时发表。

    袁荣庆，绥远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原国民党张垣绥靖公署参谋长，中将军长。绥远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参谋长，二十三兵团副参谋长，六十九军副军长。为纪念绥远起义，所写《绥远起义的经过》文章，在1983年《星火燎原》杂志第4期发表。

    在采访组稿期间，我多次向董其武副主席问及绥远起义的决策过程。这位老革命家总是谈到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傅作义将军的伟大贡献。谈到他自己，正如他在《正确的道路 光明的前途》文章中所表示的，要坚定的“走人民的道路”。他说，1949年1月21日夜，我在归绥（今呼和浩特）从广播里听到傅作义先生与中共达成协议，对北平实行和平解放。当时、我既兴奋又不安，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明天派飞机来接我到北平看看。22日到北平后，我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先生。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嘱咐我：“现在的局势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先生半年前就给我讲过。现在，我从他的行动中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并受到很大启发，我马上以急切的心情询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这位老革命家告诉我，他多年跟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对傅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所走的“人民的道路”，就是我决心带领绥远军政人员跟傅先生走的道路。

    董其武将军说，他当时所率的部队有些是其嫡系部队，有些是其收编部队，也有一些是蒋介石亲派的督察部队，人心并不齐，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都不一样。平津战役之后，尤其傅作义的35军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之后，这对董其武所部产生的震慑和影响很大。

    董其武虽出生行伍，也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高职，但为人特和谦忠厚，数次见面交谈，他必恭谦有礼，温文尔雅。从他一生的行事作风中即可见这位老革命的儒雅风度。其时是否真有如后来电视剧《断刺》中焦汉奎所部因为极力反抗而被全歼的情况，当时我也曾就这类问题向这位老革命家提起，但他不愿多说。手心手背都是身上的肉，他对部属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呵护和爱心。董其武将军出身贫寒，始终保持本色，他不仅在自己所属部队，有极高的威望和很好的口碑；即使在国民党其他部队，包括在一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受到很大的尊崇。其时，我在采访董其武的同时，还和李义匡、沈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次见面，每谈董其武，他们都对董其武关心部属、爱兵如子的带兵之道予以极高的评价。

    当时的绥远省呼和浩特与张家口之间，蒙、汉、回民族混居，以蒙古族为主，蒙古族的大小王爷就有几十个之多。把众多的国民党部队、地方政府首脑和蒙古族的王爷们的思想都统一到和平解放这面大旗之下，工作难度是很大的。正如电视剧《断刺》中所展示的那样，为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为了和平协议文本的认定和签署，傅作义和董其武曾带着警卫部队，沿着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一个旗一个旗地说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做工作，一个大营一个大营的进行游说。做好和平解放绥远的思想工作，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员、拥有重兵的将军、称雄一方的贵族和王爷们来说，再加上国民党特务们的造谣破坏，其凶险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位老革命家在交谈中很少提及他个人的作用，他把绥远起义的成功，都归功于这一地区原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一个个蒙古王爷们的头上，很少提起当时肯定真实存在着干扰因素的某个具体的个人。

    在谈到起义的过程，董其武说，考虑到绥远情况的复杂性，我暗中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首先对军政各方面的思想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做了说服工作。我先后找军、师、旅长级以上军官和厅、局长以上官员，省议会议员、高等法院院长、各旗、县代表，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四旗领导胡凤山以及回族代表吴瞳等人谈了话，传达了我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着重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大势所趋。要大家放开眼界，跟上全国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个时势讨论提纲，其中包括“在当前形势下，绥远该怎么办？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如何？”等内容，发给各部队和各地区讨论，以统一思想，稳定情绪。

    他还说，我积极赞同华北人民政府提出的和傅作义先生签订《绥远和平协定》，暂划防线，防止冲突的建议。傅先生于4月下旬派王克俊同志等人来绥，让我审查草案，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谈到毛主席，这位老革命家深情地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共产党对绥远能打而不打，能战而不战，这种伟大的政策实在感人至深。我便及时召集军政和地方首脑，讨论了协议草案。讨论中，大部分人赞成，有的人不表态，极个别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面对这种情况，我认定，有分歧是自然现象，但毫不动摇走人民道路的决心。此时，我一方面做个别人的工作，一方面派康保安代表我赴京，向傅作义先生报告我的意图，履行协定签字手续。在傅先生的指导下，签字手续进行得十分顺利。尔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对我们的工作做了肯定。毛主席的接见，进一步鼓舞我加速起义的步伐。《绥远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我又采取了组织革新委员会，加强报纸的宣传等一系列措施。以统一绥远军政各界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保证起义的顺利成功。

    在谈到绥远起义的艰难之处，董其武、裴周玉、袁庆荣等这些老革命家们的回忆，确如今天电视剧《断刺》所展示的那样，主要来自蒋介石集团的严重破坏。电视剧中的宝钺先生，究竟是傅作义还是董其武？没有必要做真实人物的求证。因为70多年前，无论是傅作义还是董其武，为了说服绥远地区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和蒙古族、回族的贵族、王爷们，都有过类似于电视剧中宝钺先生的游说之旅。沿途之中，既有锣鼓鲜花、彩旗歌舞和哈达的热情欢迎，也有追兵堵击和类似于唐栋暗杀组的伏击。沿途之中，危机四伏，充满凶险。

    绥远起义毕竟是标志着一个新旧时代的更换，无论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涉及政治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国民党当局和当时的地方反动势力，极力地破坏和反抗，自在情理之中。董其武将军谈到这一点，非常感慨。他说，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与南京政府方面所制造的种种障碍上。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绥远起义是愿意走革命道路与反对走革命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广大将士同个别存有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国民党中不顾大局的顽固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他说，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即开始酝酿和平，这时，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绥远的情况密告南京政府。为阻挠绥远和平，1949年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驻绥部队向西撤。我深思再三，认为要走和平的道路，就再也不能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了，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我想了两条理由做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还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住绥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我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随后，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祁子厚和我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接我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我以时局混乱、不便轻易离开为辞，拒绝了祁、严的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