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智识过人，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奇的惊人之笔。穿越历史功过，透过纷扰红尘，不难发现，其实毛泽东一生也有过许多普通人的梦想。比如，他一生不灭并且演绎出了许多趣闻轶事的记者梦。

　　“科班出身”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结缘，不少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2001年，新华社出版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一书，收录了毛泽东的新闻作品58篇，篇篇都堪称新闻学的经典范文。

　　毛泽东在新闻领域独树一帜，除了他长年累月积淀的古文功底外，还得益于他“科班出身”的特殊阅历。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他在北大图书馆做起了书记员。当年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毛泽东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新闻学启蒙教育。

　　“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任会长，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徐宝璜任副会长兼导师。著名新闻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也应邀授课，讲授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知识。毛泽东的同门学友中亦有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诸多风云人物。

　　“新闻研究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系统的新闻学教育。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

　　此时，毛泽东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负责分发管理报纸，这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消化理论知识的便利平台、一个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广阔天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认为：“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学习，在报刊阅览室工作，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这个位置，他会失去大量研读新闻的机会。”

　　遗憾的是，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只学习了3个半月便离校回乡侍母。但“新闻研究会”仍然认同他的学业，在1919年10月举行结业典礼时，为他颁发了乙等证书。

　　提笔就当主编

　　事业起点对人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在新闻事业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毛泽东却是一起步便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越了。

　　1919年7月，年仅26岁的毛泽东创办了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并亲自担任主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实务性的新闻实践，也是他新闻履历或称记者生涯的起点。

　　同年8月，《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9月中旬，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

　　1923年，毛泽东与李达共同创办并主编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并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这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

　　在主编的位置上，毛泽东屡屡有大作问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他撰写了创刊宣言及其他文章共20多篇。1920年，他又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改革婚姻问题》等文章，并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展开分析，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当时分量极重的一篇政论文章。在主编《政治周报》期间，他先后以“润” “之任” “毛泽东”为署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此后，他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另外，他还相继在《新青年》《女界钟》《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引起广泛关注。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特约记者”时，连续3天刊登特别启事，云：“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当时毛泽东在报界影响之大。

　　“首席记者”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较量决胜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因为最高指挥官的特殊地位，他掌握情况最全、知悉信息最快，加之掌控全盘、博古通今，因此他写起稿件来得心应手、气势磅礴，每每出手，都是旷世绝作。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写作十分勤奋，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件之后，不无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此以后，“首席记者”“最好的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称谓在新闻界流传。

　　一笔退敌十万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舆论战史上，毛泽东用4篇新闻稿退敌十万兵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侦察判断，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兵力有限。蒋介石立即飞赴北平，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密谋，欲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中共地下组织报告后分析认为，石家庄只有少量守城部队，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即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也需4天。敌快速部队最多3天就可以到达石家庄。敌军一旦进击，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若累卵。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电令华北部队急速增援阻击敌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发出4篇文章，展开舆论攻势。

　　10月25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修改的第一篇消息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蒋傅军欲偷袭石家庄的图谋公诸于众；27日，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29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三篇新闻稿：《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们了如指掌，已做好战斗准备，专等你们自投罗网；31日，新华社又播发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4篇稿件将敌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透出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誓歼来敌的气势和决心。

“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居然是“新媒体”鼻祖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瑞金成立，在当时来说，新华社算得上是实实在在的“新媒体”了：

    语言接地气——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喜闻乐见，甚至还有一些漫画和方言编成的歌曲；

    有激情,有胆识——即使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最艰难时期，也能写下“不是一小颗火星，不是一点子曙光，这是满山遍野，势如燎原，到处都是的赤焰……”，这是大无畏的胆识和激情；

    有视野——虽身处瑞金，但却放眼世界，旗下的《红色中华》报刊设有“国际风云”、“世界零讯”、“国际时事”等板块，关注着世界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动向，坚决不做“井蛙”！

    在新华社队伍里还有一位大牛，他被称为“首席记者”，也是级别最高的记者，他有时候彻夜为新华社写稿子，每天最多时能写三四篇，他的稿子也深入人心，因为太接地气了，同时又饱含睿智，充满激情，这位资深“新媒体”人作品的特点就是：有激情，有视野，有胆识，接地气！

    他就是“新媒体人”毛泽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人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新媒体圈的大V了，做的公众号《湘江评论》也是粉丝无数，创立的“激情体”文章无论在可读性还是传播性上都秒杀掉其他新媒体好几条街，即使后来公众号被军阀封掉，也能够作为“特约记者”在诸如《大公报》的知名公众号上写文章，还注明“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新媒体人”毛泽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一名“新媒体”人的。

    1918年的中国社会就像是池沼里被搅浑的水，拼命的打着旋，涤荡着砂砾和泥土。各种势力和思潮激烈碰撞，此消彼长，各方军阀杀伐四起，争霸不断，政府也在频繁易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本来就凋敝的社会撒下一地鸡毛。

    不会有人注意到25岁的毛泽东正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这个来自乡村的大龄青年没有选择在湖南老家谋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作为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时完全可以在当地教个书，去大一点的城市当个编辑，或者托人找找关系，当个公务员。

    “不安分”的他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也向往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背着包袱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并且集“北漂”人的所有窘迫于一身：

    低职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种报纸。

    低收入——月薪只有八块钱。这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那时候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月大约有420元左右，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每月400元，蔡元培校长的薪俸每月更是高达600元，这些都是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像安稳的中产阶层如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月入数十元至百元不等……呃，高的不说了，看看下层民众吧，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每月十元左右，他们的生活尚且捉襟见肘。

    月薪八元的毛泽东比上不足，比下竟然也不足！

    低生活水平——低收入决定了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候毛泽东住在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关键晚上想想还挺瘆人的。

    “一间屋子半间炕”，一进屋就可以直接上炕了，屋里的陈设也是简陋至极，破碎的炕席，书和衣物没地方放，只能堆在犄角旮旯里。

    你可能依然对此很不屑，“我也刚毕业，租的房子也就15平，大不到哪里去！”

    大多了！你是一个人住，毛泽东他们是8个人！

    那间房子当时是毛泽东跟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合租的，“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翻个身都要征得大家的一致同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不知道是怎么捱下来的。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物质上是勒紧了裤腰带，而精神世界也是不断受挫。

    一个初来乍到，职位低微的“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他可是当时文化和知识界的大咖，大家蜂拥前来听偶像的讲座，而在提问环节，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人山人海中钻了出来，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除了胡适这样的大咖，梁漱溟、罗家伦、傅斯年都没精力搭理他这个带湖南口音的小职员，这让只想求学的毛泽东有点小受伤。

    也难怪，当时胡适也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而梁漱溟跟他同岁，罗家伦和傅斯年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这时候已经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大V级别人物，年纪轻轻就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尊崇，平时也是一副先生的做派，怎么会随意与一个“不入流”的图书馆小职员论学谈道。

    有人曾说，在北京做“北漂”，冬天不管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无论认识多少人都会觉得孤独，而对于这样一个没钱、没地位、未来看似也没什么希望的大龄“北漂”青年来说，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更是爆棚的。

    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过这些个经历，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真没什么不同，青年毛泽东恐怕也会有迷茫的时刻。

    由此来看，他离我们并不远。

    然而，这种失落和无助的时刻恰恰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看似不经意，其实人生紧要的关键几步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回忆起那段时间曾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也是信心丝毫不减。

    于是，他在此后利用自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加“变本加厉”地向人请教问题，切磋学问，随着他久而久之的“纠缠”，很多人也感觉到这个图书管理员似乎还挺有料，人也还算谦虚，开始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薪资其实并不低，因为有一些隐形的福利：与大V交流切磋、在北大听各种讲座、泡图书馆。

    而这也是一般人利用不起来的，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股“洪荒之力”在青年毛泽东的胸中慢慢酝酿。

    在北京取够了经之后，“藏器于身”的他就回到湖南长沙要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呢？

    投身那些稳定的职业肯定是不能了，不然北京就白去了，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今，新媒体作为一种新文化产业，与网红、房地产中介并称贫寒子弟逆袭的三大利器，当时的“新媒体”也跟今天一样。

    新文化运动之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报刊与传统报刊相区别，就成了一种“新媒体”。它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很大一部分都办得很糟糕，慢慢就成了没人阅读的“僵尸号”，但也不乏优质者，圈粉上万人，有人凭借一篇登在“新媒体”上的文章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

    当然，新媒体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好平台了。

    除了最有影响力的《新青年》，还有好多个门类：

    嬉笑讽刺类——《自由杂志》

    亲子教育垂直类媒体——《儿童世界》

    都市名媛消费类杂志——《香艳杂志》

    那种描述都市时尚生活的时尚博主类文章——《紫罗兰》、《礼拜六》

    灵异亚文化类——《灵学杂志》

    图画跟文字一样多的画报类——《良友》

    ......

    那时候的“新媒体人”也是走标题党的路线，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其功力之深厚绝对甩出当今的标题党好几条街：

    “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内容是当时的湖南省代省长何应钦给其母扫墓。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丰子恺的人物画，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维妙维肖。

    “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反映物价上涨。

    ……

    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就在这股全民大办“新媒体”的热潮中悄悄出现了。

    作为一个新媒体，首先就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和受众群体，青年毛泽东的新媒体并没有选择做一些小文青的杂文、散文类内容，也没有去讨论学术、教育、生活这些，他还专门指出来“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狠狠箍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心中藏着“洪荒之力”的青年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

    当时割据湖南的军阀是“狠人”张敬尧，别以为军阀不会在意这些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就在毛泽东开办《湘江评论》的一个月之前，全国最知名的博主之一陈独秀就因为发文章批判时局而被军阀抓进了大狱。

    而青年毛泽东不但毫不在意这些，反而积极为陈独秀发声，在《湘江评论》出版的第一期，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北洋军阀赶紧把陈大佬放出来。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在文末，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满是对自己偶像无故被抓的愤怒和不平，现在读起来都能感觉到那种“理直气壮”。

    我们也可以窥见出他的这份杂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三个字：有激情！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难以抑制，文字之间的缜密和气势犹如万辆战车滚将过来。

    如果你把他文章中的那些感叹号去掉，会发现其实那种激情丝毫不减，分分钟就把人的情绪点燃，青年毛泽东的文字天然就是新媒体的风格。

    到底是有多新媒体呢？

    当时粉丝量排名前十的时评类新媒体《东方杂志》是一档很牛的、足以跟《新青年》媲美的杂志，在论述妇女权利问题上是这样说的：

    “女权之兴非释放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其志故在兴全球争也，非兴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

    有点文人的斯文和学究范儿。

    同样是论及妇女权利问题，毛的风格是这样的：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是不是既视感十足？像是来到了妇女受苦受难的现场，而且这语言念给老太太听都能听懂，甚至直接拿来做游行示威的口号也完全可以，有着马景涛般的狂热和嘶吼，但却有理有据！

    我们再看另一篇，是大牛博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小号《新潮》上的，也是当时的新媒体文章，论述了青年学生的自杀问题：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

    白话文新媒体写法，详细论述了青年学生自杀的数字、原因，甚至考虑到了光线对于自杀的影响，充满着严谨的学究气息，只是那一大串数字还有细致入微的原因分析也只能拿来给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了，普通人看了大概会晕。

    再看看毛同样论及青年学生的文章，就是另一种画风了：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

    毛在《湘江评论》中评论辛亥革命：

    “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族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丘八”都出来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大多是这种文风，不一一细说了。

    他的激情还表现在，有时候，整页上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别人家的杂志是这种画风，陈独秀是主编，但是最多一页上也就能看到4篇。

    而他的风格是这样的，放眼望去都是“泽东”写的，遍布各个模块，简直全才！

    这简直就是他的个人秀了，难以想象那种支撑下来的毅力和豪气，而且都是用满满的万马奔腾的语调来写，这只能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澎湃的人，不然，顶多也就写那么几篇，一整本不太可能。

    《湘江评论》另一个很突出的风格就是：有眼界！

    作为一个在全国最高学府浸染了一年多，深入接触了里面所有教育资源的青年，毛泽东眼界是非常广阔的，他在新媒体上发的文章有评论阿富汗的，有讨论各国罢工的，有写威尔逊的，有议论协约国的……整整涉及到了全球局势的犄角旮旯。对于一个出身农村，从未出过国，在图书馆憋屈了一年之久的小职员来说，这好像是在意料之外，然而却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历来图书馆里都隐藏着最顶尖的人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天龙八部》里武功最强的人是谁呢？

    少林扫地僧。而扫地僧一直是在藏经阁呆着，你以为他只是在藏经阁扫地吗？那就错了！

    有眼界不但体现在能够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还表现在身无分文而心怀天下的情怀。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这里，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宣传了革命的正确主张，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与地主、军阀、资本家作斗争。

    《民众的大联合》中，毛写到：“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有）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这样看来，《湘江评论》是一家有格局，有眼光的新媒体。

    《湘江评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地气！

    要做好新媒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内容写得有趣，即使这个内容是很严肃的，也让读者感觉到那股温度和亲切感，而不是冷冰冰的文字。

    毛泽东一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写的东西要让认识字的人看得懂、看得明白，不要成心让读者看不懂，那就是在搞事情，他刻意不使用“之、乎、也、者”之类的古文腔调，在《湘江评论》刊载的80多篇文章中，就有40多篇与当时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密切有关。

    在《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他说：

    “两星期里，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钟（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下面筑层。这点科学常识，谁也晓得……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毛泽东不光是写得好，对于新媒体的运营也做得好。

    上面提到了毛泽东为陈独秀被捕的事情积极发声，甚至用他的“泽东体”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估计再高冷的偶像也会被粉丝这样的举动感动的痛哭流涕，何况陈独秀跟毛泽东在北大时候就有过一段交情，这样就算把两人的感情坐实了。

    陈独秀可是当时最大的新媒体博主之一，拥有百万粉丝，等陈独秀出狱之后，也积极为他推广《湘江评论》，包括李大钊、胡适也为他的新媒体推广出了一份力量。

    《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胡适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

    有了大咖的推广和赞美，用百万级的大号去带这个刚创立不久的小号，这个新媒体涨粉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这些人脉既是源于毛泽东在北大时候的经历，也是因为他“雪中送炭”的义气。

    当然，他的新媒体也进行了商业化运营，打出了广告价目，明码标价。

    再有激情的新媒体人也是要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