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26日,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二连,在大胡庄战斗中顽强坚守、宁死不屈、奋不顾身、英勇作战,最终82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作者朱冬生的伯父方轫(朱啟文)同志1941年在新四军江淮报社工作,1944年进抗大五分校学习,毕业后到新四军三师任记者,他了解了1941年二十四团二连82位壮士在大胡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事迹。当时因为考虑到新四军三师八旅刚刚由八路军改编过来,部队立足未稳,加之战时环境复杂,所以没有宣传。 无独有偶,两年过后,在同一个部队——新四军三师,同一个地方——淮安地区,也就是1943年3月18日,在淮阴区刘老庄,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也牺牲了82名壮士。同一个部队,同一个地区,牺牲了同样82名壮士,再不宣传是不行的,于是对刘老庄战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方轫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一直坚持着对大胡庄战斗的调查采访,写了许多有关大胡庄战斗的文章,他相信大胡庄战斗总有一天是要进行认真宣传的。方轫同志的这种执着,直到他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四十三军冲锋报社、第四野战军工作,以及全国解放后在中南军区及武汉军区的战士报社工作,不管是当记者还是当总编辑,都没有改变过。 2011年11月,朱冬生去淮安市,在淮阴区、淮安区实地走访了这两个战斗的发生地刘老庄和大胡庄。现实状况让朱冬生震撼,由于重视程度不一样,烈士身后的哀荣也不一样。
刘老庄82名烈士,有烈士陵园,有烈士纪念馆,有烈士纪念广场。
而大胡庄只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孤零零地耸立在荒草之中。82名烈士的遗骸散落在田间地头,用几根竹竿和红布条相连,作为标记。
江苏省民政厅早就决定划拨500万元建一个烈士墓,但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在大胡庄烈士纪念碑前,朱冬生泪流满面,他为这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牺牲了的英雄们在革命成功近70年后仍然死无定所而深感悲痛。
回到北京后,朱冬生根据淮安市党史办提供的资料,同时查阅了大量的新四军历史资料,阅读了一大批原新四军三师七旅、八旅老革命家们的回忆录,将方轫同志的原稿编辑加工成《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2012年2月初,朱冬生给国家民政部领导写信,领导立即作了批示。很快,江苏省民政厅下拨了用以收殓烈士遗骨、修建烈士墓的资金500万元,还追加了300万元;民政部领导还要求全文发表朱冬生的《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
本期,朱冬生将本文重新审定修改予以发表。
1941年4月26日,担负坚守防御任务的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二连,在淮安县大胡庄地区,与进攻之敌、驻涟水日军华北派遣军第211师团200多日军及400多伪军展开激战,在8倍之多的日伪军的迭次攻击下,战斗近7个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全连82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二十四团二连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又一个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英雄集体。
时刻准备粉碎日军的“蚕食”进攻和各种“扫荡”
1941年初,日军精锐部队211师团疯狂采取“蚕食”进攻和进行各种名目的“扫荡”,企图寻找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摧毁新四军各级指挥机关和苏鲁皖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势头,新四军三师将所属部队分别部署于苏北地区的淮安、宿迁、盐城等战略要地,其战略意图,一是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和各种“扫荡”,以牵制徐州地区的日军,缓解山东和华北地区我八路军的压力;二是保卫和巩固苏鲁皖边区抗日根据地,保护苏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新四军三师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部队,其战略部署,犹如一把钢刀,直插苏北地区日、伪、顽的心脏。
3月底,新四军三师八旅奉师部命令在淮安县的苏家嘴地区集结,准备在5、6月配合兄弟部队拔掉风谷村、西青沟伪军据点。为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和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驻苏家嘴以西的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决定由一营二连84名干部战士在一营副营长巩殿坤的率领下,配合新四军涟东大队,在以茭陵为中心的淮安北乡一带待机隐蔽,以牵制和监视涟水、淮阴的日伪军动向。二连是该营的主力连,辖三个排,配有轻机枪两挺。每个战士除了老套筒步枪外,还配备四颗手榴弹和一把刺刀。
没有一人屈服,没有一人放下手中的武器,82名壮士全部牺牲
4月23日,二连进驻大胡庄。大胡庄位于涟水、钦工、苏嘴之间,相距均在20华里左右。庄内有两个圩子,分别在庄的东北和西南两侧。西南的圩子较小,东西较长,南北稍短,圩东圩西有条深约6尺、宽约1.5丈的干水沟,圩内住着姓胡的9户人家,有房屋60余间。开始,二连大部住在大圩子里,后考虑到圩子太大不便警戒,遂于第二天又将全连转移到小圩子里。入驻以后,二连利用小圩子周围的自然沟和围墙构筑了简易工事和掩体。但就在二连进庄之后,驻涟水的日军就得到了敌特有关二连进驻大胡庄的密报。
4月26日,驻涟水城的日军211师团一部200多人和伪军400多人,从涟水城出发,经茭陵向南直扑大胡庄。这股敌人配有步炮两门、重机枪四挺,兵分两路向二连驻地两翼运动:一路由大部伪军组成,企图进入大圩子,并切断大、小圩子之间的联系;另一路由日军和部分伪军组成,从小圩子西侧向南合击,企图对二十四团二连形成包围之势。
根据营部命令,为防止日伪军和敌特偷袭,要求各连必须一天换一个防地。当日拂晓4点多钟,二连正准备转移,文书高建国到一、二排驻地检查部队准备转移的情况。走出连部不远,他借着微弱的晨光,发现庄外有许多人影在移动。同时,哨兵也发现敌情,并鸣枪示警。于是,大胡庄战斗就此展开。
进攻的日伪军听到枪声,立即组织火力向庄内疯狂扫射。二连的连部设在村民胡其华的家里,连长、指导员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全连进入防御阵地。连长站在胡其华家的一个凳子上,从墙洞里用望远镜向外观察。枪声越来越激烈,这时一排排长来报告请示是否突围,巩殿坤副营长命令:“坚守阵地,等待增援!”他判断,驻在离大胡庄有十一二里路龚营村的新四军二十四团二营,听到枪炮声一定会赶来增援。但是,那天风大,二十四团二营驻地处在上风头,没能听到大胡庄方向的枪炮声。接着,巩副营长又命令各排:“坚守阵地,步枪上好刺刀,子弹尽量集中给机枪使用。”
在二连干部战士的顽强还击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遭到挫折后,敌人便再次集中步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向二连猛烈射击。圩内的通道被封锁了,战壕被分割成一段一段。阵地被摧毁了,房子被炸坍了,大胡庄陷于一片火光和硝烟之中。
日伪军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每隔不到半个小时就向二连阵地发起一次进攻。二连在敌人强大火力的压制下,作顽强地坚守。连长、指导员精心组织指挥,全连干部战士坚决打击敌人,一颗颗复仇的子弹都有效地命中日伪军,使敌人一步也不能推进。毫无人性的日军向二连阵地投放了瓦斯毒气和燃烧弹。
战斗持续了近4个小时,二连伤亡也将过半,打退了日伪军近10次攻击行动。二连的干部战士,有的被打断了胳膊,有的被烧伤了皮肤,有的被打裂了头颅。 上午约9时,二连的几位干部决定撤出被炸毁的外围工事,退入圩内。巩副营长和连长、指导员分头指挥部队将老百姓房子的山墙打通相连,组成一个整体的战斗掩体,继续与敌人拼杀。
二连机枪手牺牲了,炊事班长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子弹打光了,有人上起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有人和敌人抱在一起往火里滚,有人用棍棒、铁锹与敌人搏斗。
到了上午11时左右,二连伤亡惨重,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副营长巩殿坤身负重伤,被通讯员扶到胡其华家的床底下。他还交代通讯员要想法活着出去,寻找部队报告这里的战斗情况。
枪声停止了,敌人在庄内开始逐屋搜查。当敌人搜查到胡其华家时,巩殿坤副营长忍着剧痛举枪击毙了一名日军头目。敌人恼羞成怒,便向屋内连续投掷了多枚燃烧弹,年仅23岁的巩殿坤就这样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其后,敌人实施了一场灭绝人性的暴行:一名干部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扔到了菜地里;伤员被敌人用刺刀戳死;被俘的战士被绑在木头上,架在山芋窖上用火烧死。在这场战斗中,副营长巩殿坤和二连全体干部战士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一人屈服,没有一人放下手中的武器。除两名幸存者外,二十四团二连其余82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战斗中这两名幸存者,一名是通讯员,负伤后被卷到老乡家的柴箔子里隐蔽起来,敌人搜查时朝柴箔里捅了他一刺刀,敌人走后他被当地群众送到部队;另一名是一排二班战士刘本诚,他负伤后被压在众多尸体下动弹不得,才侥幸得以生还。
由于战斗惨烈,生还者极少,这些牺牲了的英雄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留有姓名的是极少数,如:连长晋志云,籍贯和年龄不详;指导员胡某某,河南滑县人,牺牲时二十来岁;战士王某某,外号王孩儿,河南范县人;战士耿某某,外号耿傻子,他和王孩儿都是河南范县人,他俩牺牲后直到1957年,地方政府还不知道他们早已牺牲,后来二连的幸存者刘本诚为他们作证,地方民政部门才给他们的家人发放了烈属证;新兵某某某,二连唯一的江苏淮安籍战士,他是在大胡庄战斗的前一天才入伍的,因为家里很穷,穿的衣服很破,连队发给他一件新军装,但还没舍得换上,第二天战斗就牺牲了。
用血肉之躯,为历史、为民族树立了一座不朽丰碑
大胡庄战斗中,二十四团二连的干部在战斗中沉着果断指挥,适时调整防御手段,积极组织兵力和火器,率先垂范,英勇作战,最终指挥全连以有限的兵力消灭了200多敌人。
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当时二十四团二连完全有突围的可能,但是他们没有走。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身后,有师、团领导机关和大部队,如果他们一走,将会给大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有刚建立不久的中共淮安县委和新成立的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如果他们一走,刚建立的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可能会遭到破坏。在突围和生存的希望完全丧失的时候,二连干部战士把弹药全部打光,最后毁坏了手中的武器,慷慨赴死,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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