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领导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工农红军,在生长壮大的过程中,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一、二、三、四次“围剿”,成为中国反日反帝的基础的力量。在目前,争取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的战争中,将吸收更广大的反日群众到自己周围,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也就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阴谋,团集一切抗日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事情是很明显的,只要把镇压反日斗争的国民党汉奸走狗的统治推翻,更巨大的抗日力量会在群众中组织起来,三四十万人的东北义勇军,[2]继续不断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屠杀完全失了作用,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们中央苏区今年红五月的扩大红军运动,曾经动员了三万多新战士到前方去,照人口比例,全中国的抗日动员应该有五百万军队,这一伟大的群众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可以保证我们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苏联的工农群众,曾经打败过帝国主义十四国联合的武装干涉,这一光荣的先例,应该更加巩固我们胜利的信心,我们要记着列宁的教训:“群众力量将战胜全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国际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
根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材料,日本有正规陆军二十五万人。这二十五万军队,除了一部分留在本国,以支持帝国主义的统治、镇压革命运动外,都分布在各殖民地,台湾军、[3]朝鲜军[4]各达二万余人,驻在满洲的关东军[5]原有二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三万多人。为了要镇压国内的以及殖民地的“叛乱”,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战争时,至多能出动二十万军队,上海战争时,日军调来中国的只有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等师团,而这些师团在上海工人和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使他们认识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的力量。
根据这些材料,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中国有十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这是很明显的。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巨大的海军,但是这些海军要防卫太平洋上的霸权,不能作为进攻中国的主力,这又是很明显的(在上海战争中,日本海军完全失利)。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强迫的义务军役制,有着一百五十万的“预备军”,但是这些“预备军”同常备军一样,他们现在正在穷困、饥饿、生活恶化的环境中,增加了对统治者的仇恨,它们决不能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又是很明显的。
而我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从武装力量上来考察,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
我们再来考察我们的经济力量,看中国能不能抗日?能不能支持我们保卫生存的战争?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历年来受着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榨取,国民经济走到了总崩溃的悲惨的境地。而日本却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国富总额约有我们三倍(中国国富计三八,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本则为一〇二,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一年度的岁入,国民党政府从群众身上拼命剥削的计达七八,三五二,八六五元(公债不在内)。而日本的岁入却为一,四八九,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超过中国一倍以上。国民党曾用这些数字来证明“中国不能抗日”,证明“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甘心每年支付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数量的外债本息,而不肯拿一个铜元去帮助民众的反日斗争。一方面大借外债、购置军器来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而加上好听的名目,什么“建设”、“复兴中国”、“充实国力”,这就是国民党“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的实质。
每个革命的工农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剥削,日本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日本资本主义,主要的是依靠中国市场,依靠榨取中国劳苦大众,而得到兴旺与繁荣。积聚在东京、横滨等处银行里的资本,多半是中国劳动群众的血汗。我们看几十年来日本队中国贸易的扩张,更可明白日本是怎样“富”起来的。
日本对华贸易扩张统计表:
1866年总额3,674,000海关两 1876 4,853,831 1886 6,913,525 1896 28,768,977 1906 94,357,287 1916 273,412,978 1917 548,650,230 1918 756,813,000
这个表上的数目字,说明日本资本主义,是依靠着中国市场而存在。特别是目前澳洲、非洲、美洲各地开展着排斥日货运动,中国的市场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更为重要,失去了中国市场,日本资本主义就要更加迅速的死亡。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交,是我们对于日本的经济封锁,而不是日本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因为中国与日本绝交,日本失去了宝贵的原料与市场,而我们所失去的却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剥削与榨取。
帝国主义者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凶恶地联合封锁苏联,然而其封锁的结果,使帝国主义自己感觉到停止了与苏联的贸易关系,等于封锁了自己,不能不取消封锁的政策,而逐渐与苏联恢复正式的通商。这一事件,在帝国主义者,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训(虽然对于这个教训的认识,各有不同)。
当然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封锁,于我们没有丝毫损害,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有时会造成我们在物质上的部分的困难,但要是和帝国主义所受的损害比较起来,却是很微小的。
我们曾经受过国民党残酷的长期封锁,但我们并不因封锁而削弱了战斗的力量,这是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能够了解的。
我们来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根据一九三一年的材料,日本在中国所投的资本有如下的数目:
银行资本 490,620,000元 事业投资 1,500,000,000元 借款 450,000,000元 中国赔款 350,000,000元 合计 2,890,620,000元
表上统计,日本在华资本总数达二十八万万九千余万日元,这个数目,国民党正在按年支付利息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用费。
如果我们没收了这些日本资本,应该是一笔最大的抗日经费,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上一个致命的打击。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对于群众的剥削(一切税捐田赋)每年计达十万万元,这又应该是一笔巨大的抗日经费。 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榨取和地主资产阶级剥削的原故,只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尽有着抗日的经济力量以及一切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提出的反日五大纲领[6]中,指出我们必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借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对日绝交,组织广大的抵制日货行动,这些都是绝对正确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实现,使我们能得到极雄厚的经济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从经济力量上来考察,我们更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其次,地主资产阶级咒骂群众没有组织力量,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没有可能去抵抗“有组织”的日本帝国主义,应该跟随着国民党卖国贼跪伏在日本帝国主义前面,领受亡国奴的命运。
但铁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走狗们的欺骗与咒骂,显示了中国的工农群众有着强大的组织。在白区里面,无论国民党怎样的解散抗日团体,封闭抗日刊物,取缔抗日宣传,镇压抗日运动,逮捕和屠杀抗日领袖,但反日斗争并不因此而低落,相反的,一天天走向普遍武装冲突的更高的阶段。
我们苏维埃区域里面,工人农民中不断的产生组织家宣传家,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周围,像一个人一样,为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斗。这些都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无法否认的事实。
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而国民党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阻碍抗日力量,破坏抗日力量,解散抗日力量,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无阻碍的伸到全中国来,扼死中国民众。
国民党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的五次“围剿”,正是为了要完成它这种走狗的使命,为了把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苏维埃领土,重新放到帝国主义的血手底下去。
保卫苏维埃领土,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抗日的先决条件。
我们要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
注释:
[1] 指一九三〇年台湾台中县雾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五年以来摩洛哥里夫部族人民反抗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斗争。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一九三二年发展到三十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三年春,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一小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3]指占据台湾的日本侵略军。 [4]指占据朝鲜的日本侵略军 [5]指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九一九年日本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至抗日战争时期,关东军总数约百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和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下,关东军被消灭。 [6]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作为当前奋斗纲领。其内容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号召全国民众自己组织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财产,并以国民党全部军费,作为反日战费。五、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开展反对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活动。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1-581页。
附录一:瞿秋白简历: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
附录二:陆定一:在瞿秋白同志安葬仪式上的讲话
本文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由新华社播发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1页
同志们!
今天是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选择这个日子来安葬他的遗体,并对他表示我们的深深的悼念和崇敬。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是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〇年曾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维埃俄罗斯,他是最早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莫斯科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任弼时同志等在一起,为维护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驳斥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反苏反共的谬论,也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他同其他同志一起,在八月七日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紧急会议,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正确方针。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〇年,他回到国内,同年九月,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曾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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