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县城东方的铜鼓石

    江西省西北部有一个山川秀美，土地肥沃，资源富饶的县，县城东边有一巨石，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声，称为“铜鼓石”，因此而得名“铜鼓县”。铜鼓县属宜春市下辖县，北与修水县相连，东与奉新县毗邻，南与宜丰县、万载县交界，西与湖南省平江县、浏阳市接壤。总面积1500余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十多万。

    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在这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自己当家作主。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给中国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孕育着中国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队伍。1927年，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他痛心疾首地分析了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由于不坚持我党政治上独立性和主动放弃军事上的领导权而最终导致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实行武装暴动。随后，在江西萍乡安源召开了“张家湾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总指挥，来到铜鼓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9月初，毛泽东同志历尽艰险来到铜鼓后，就住在肖家祠内上厅左侧房间，并在肖家祠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阐述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秋收起义的有关事宜作了全面部署，同时宣布将驻扎在肖家祠的工农义勇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1927年9月11日早晨，毛泽东在铜鼓县城大沙洲检阅部队宣布起义，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检阅部队后，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白沙进军，由此便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铜鼓县城大沙洲因此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进军井冈山，解放全中国的光辉起点。

    这段光辉的历程已经永远记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记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记入了中国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铜鼓二万八千多英烈的鲜血没有白流。

铜鼓县农民协会会员的布质牌子

    最近，有幸得到一个铜鼓县农民协会会员的布质牌子（如图）。这个牌子只有69毫米长，41毫米宽。正面上方书“铜鼓县第三区陶麓乡”九个字；中间书“农协会员证”五个大字；下方是编号。牌子背面分五行，分别书“刘宝邵，27岁，会员”；“男”；“23”等字。牌子上方有两个小别针口，应该是当年佩戴所留下的，右边还有两个小别针口，可能是解放以后，牌子曾经作为档案的附件与文字资料别在一起所留下的。整个牌子沉积了多年的污垢，显得有些乌黑，但文字规整，苍劲有力，符合时代特征，真品无疑。

    时过境迁，这块牌子的主人虽然无法考证，但端详着这块承载重大历史的牌子，使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1927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乔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从安源出发，奔赴铜鼓，亲自领导秋收起义。一路上日夜兼程，绕过敌人重兵把守的萍乡，在9月8日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团丁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此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同团丁闲聊，一边盘算如何脱险。恰好，押解他的团丁中有一人是湘潭人，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他们是雇佣兵。毛泽东就同他们说，枪毙了我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不如给你们几块银圆，把我释放。开始押送人同意释放，但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见此，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脱。来到一岔路口，终于找到了机会。此处处于铜鼓、浏阳交界地（当地名叫“月形湾”），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于是，毛泽东急中生智，与潘心源使了眼色，猛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圆（后来据考证是4个大洋）往路边一甩，潘心源往安源方向跑，自己则往左拐，朝铜鼓方向的山上飞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扣押毛泽东和潘心源的人手足无措，先是追赶潘心源，继而又纷纷抢夺路边草丛中的银元，当反应过来时，毛泽东已不知去向。毛泽东利用一个拐弯处跳进路边的水沟里，借着沟边的茅草、灌木作掩护，整个身子躺在水沟里，一直躲到傍晚才从水沟里爬起来。这时，正好山上下来一位打柴人，这位打柴人名叫陈惟德（小名九兴），是铜鼓纸业工会的一名会员。在陈惟德的帮助下，毛泽东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次日在铜鼓大沙洲阅兵，发动了著名的秋收暴动。

毛泽东住过的肖家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