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极大的影响了冯玉祥，他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使冯玉祥最终加入了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行列。在唐山一中的李大钊纪念馆，就陈列着一方冯玉祥送给李大钊的砚台，证明了他们之间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

    1926年，国民军军事失败后，冯玉祥到苏联考察，随着形势向有利于北伐军方面发展，中共北方区委决定通过于右任，请冯玉祥回国再次起兵参加国民革命。协助冯玉祥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年9月冯玉祥在内蒙古河套的五原县宣告起兵参加北伐，历史上称为“五原誓师”。从冯玉祥回国宣布起兵，再南进到陕北，然后消灭军阀军队解西安之围，最后到占领潼关，整个五原誓师的军事行动战略是由李大钊亲手制定的，并通过电报进行指挥。

    为了促进这支队伍的转化，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派出了很多党员在部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以提高国民军的素质。这些党员中，包括了邓小平、刘志丹、陈延年、安子文、宣侠父、石克轩等著名共产党人。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也曾筹集百挺机关枪等武器装备，拟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并在太行山区建立根据地，后因武器途中被冯玉祥截留，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冯玉祥极为悲愤，举行了大规模追的悼会，全军戴孝悼念烈士；同时发出唁电称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他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冯玉祥还在潼关树立纪念碑悼念4月28日被张作霖杀害的李大钊等20名烈士，并亲自撰写碑文。

    除了统一战线外，大钊先烈与生前好友的关系也相处十分密切，由此看出他的人格魅力。

    ——胡适

    李大钊与胡适先生在日常交往中一直是以“兄弟”相称，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存有分歧，但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朋友关系。胡适称李大钊为一生挚友。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已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胡适与李大钊的来往还是相当多的。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十分悲痛。为表达对亡友的痛悼之情，在其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以此书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王国维、梁启超和单不庵。”

    李大钊牺牲后，家人境况十分凄凉，全家仅靠北大给的每月50元抚恤金度日。

    1932年6月24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特地给胡适写信，托他代向北大交涉，一是每月多增加若干元，二是能将时间延长若干时日。她在信中特别说：“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8月26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给他说，想出卖他父亲的遗书，蒋梦麟建议由大家出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忙办理此事。作为李大钊的好朋友，胡适将她们委托的这两件事都办妥了。

    李大钊烈士就义时，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木，因无钱安葬，暂停于北京下斜街妙光阁浙寺内。六年后，即1933年4月，李大钊夫人带着子女，从乐亭老家来到北平，求助胡适、蒋梦麟等人，代办安葬李大钊遗体事宜。

    胡适与蒋梦麟除自己带头各捐二十元，同时发动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捐款，在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举行公祭，除安葬了爷爷，还预留了奶奶的墓地。

    以后，胡适还与周作人等共同负责接济和照顾李大钊的遗属。

    1934年，胡适在悼念刘半农的挽联上再次忆及李大钊：“守常惨死，独秀幽闭，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由此可见，胡适对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格与学识，对他为理想和主义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高尚情操，始终怀着最大的崇敬之情。

    ——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友谊，应该说是始于1914年，最早结识在日本东京，两个人是以文会友。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李大钊1916年5月回国，就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为《新青年》积极撰稿，1916年，陈独秀把李大钊发给他的《青春》一文刊发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彩。

    1917年1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进京任北大文科学长，把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并从1918年1月第四卷起，把《新青年》改为由编辑部同仁轮流负责编辑，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这时，李大钊已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以后两个人又共同发起创办了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每周评论》。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两个人都是领导者，陈独秀还为此被捕，李大钊积极营救，陈独秀出狱，李大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以后，两人先后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一位狱友和陈独秀谈起李大钊，陈独秀说“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有所闻，组织上劝他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在问到对南陈北李的评价时，陈独秀毫无虚饰地回答：“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七．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李建生说：

    革命事业是要依靠人来完成，完成革命事业的人必须具备革命思想，要有理想信念（这里不用“信仰”这个词的原因是革命导师曾经说过“信仰”是宗教词汇 ，唯物主义者不搞信仰主义），更要有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

    在李大钊培养、影响和领导过的青年中，有很多是为革命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如邓中夏、赵世炎、张太雷、王尽美、邓培、多松年等；也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开国元勋，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乌兰夫等。

    李大钊被毛主席称为真正的老师，这种师生关系绝非一般，而是真理和理想信念的真传，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交集，也有伟人之间的友情。

    1918年8月，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对外联络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致使他决定不去法国留学，留在北大学习，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留在北大，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就找到他在湖南一师恩师，时为北大教授的杨昌济，杨昌济便把毛泽东引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1918年10月，杨昌济领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月薪是8块大洋。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更使毛泽东有大量的接触新文化新思想的时间、可以旁听重要课程、参加学术社团活动。在李大钊介绍下，毛泽东加入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以后他在革命斗争中有关哲学和新闻学方面的建树，应该同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大钊烈士对毛泽东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把毛泽东介绍给胡适等名师。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在李大钊的传播和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变化，他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就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问题进京请愿，第一个想到的是见李大钊。李大钊见到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热情的向毛泽东介绍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关情况，并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在李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中共创始人。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己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两次赴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引导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在思想认识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也是他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源本，这段历史，对毛泽东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在经营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关键时刻李大钊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该社经营的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的50多种类图书，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了“免去押金”的办法。

    1924年1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两人在会上配合默契，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1926年1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毛泽东也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所以，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这时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在即将抵达北平城时，毛泽东主席不胜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八．高尚的个人品格和道德修养。

    李建生说：

    ① 严格律己  简易生活

    李大钊一生都崇尚简朴的生活。这与他的收入有非常大的反差。对待生活的态度，李大钊认为，不仅是习惯，更反映出人格的差别，能过简易生活是良好道德意志的基础。这种关系李大钊曾多次表述过：“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

    “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当前我们的责任，是立志改造旧中国，拯救苦难同胞出苦海，等全民都有饭吃了，改善生活也不算迟。”这就是本节引用的李大钊的名言。

    李大钊这些话意义深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时一直坚持简朴的生活。

    尽管他收入很高，但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消费相当严苛，一年四季布衣、旧衣着身，即使参加与孙中山等重要会见，也不注重衣着穿戴，当孙中山的卫士看到李大钊穿着露脚皮鞋和破袜子时，非常着急，临时给李大钊买了新鞋袜；在出席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会议时，他甚至只穿破旧的工装服，就连在场的工人都看不过去，提出用自己的衣服替换。

    李大钊平日坚持北方农村简易的饮食生活，高粱米棒子面经常陪伴，烙饼卷大葱就是他的中餐，家里来了客人，也就是添加一个炒鸡蛋或者由大钊亲自下厨烙几张葱花饼而已。“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生活的写照。

    李大钊从家中到办公室距离不近，以从石驸马后宅到沙滩红楼为例，现在看来都要从西单走到天安门，再从故宫边上的筒子河一直向北走，再向东才能到达，但是大钊烈士从来不顾车，每天上下班全是步行。而当，时同是教授的胡适先生就已经乘坐汽车了。

    李大钊在北京工作十年时间直至壮烈牺牲，共住了八处地点、搬了七次家，没购置任何房产，皆为租房。北京李大钊故居还是倒座的三合院，意思就是说院子大门朝北开，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和耳房都是平顶的，进院还要先下台阶，民间俗称“三级跳坑”，这种造价低廉的院子，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然而，堂堂的北大教授就住在这里；凡是到过大钊家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家里没有什么家具，设施十分简陋，唯一多的是书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烈士牺牲后，记者到家中采访，看到家中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也只剩一元生活费，我奶奶也卧病没钱医治，遗孤无从得到抚恤，棺材都是友人筹款所买，无法送回乐亭老家安葬。

    到1933年，还是由北大牵头、靠同仁捐款举行公葬方得以在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当时记者们非常有感悟，称：虽然身后十分萧条，但他的私德之优秀，不论什么人都是有口皆碑的。

    ② 全心为党 慷慨助人 清正廉洁

    李大钊烈士的收入在教授中虽然不是最高，但也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毛主席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每月8块钱就能解决温饱问题，那么，李大钊240元的月薪，就能做很多的事。

    现在，有人对李大钊的收入说法不一，在他初任图书馆主任时，北大薪水表上记载是120元，到后来评为教授，工资自然提升，也就是通常讲的240元。此外，李大钊还是几个高校的兼职教授，尽管兼职收入要全部交给北大，但北大也要返还一些作为对学者的鼓励，这样，有机构学者提出，当时李大钊的月收入应该在银元300元，而且收入很稳定。不论如何，针对当时的普遍收入，李大钊应属高薪行列。那么，如果按照当前人民币价值换算，240元或300元银元又是多少呢？从换算资料分析，当时一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5元，大钊烈士的收入折人民币2.04万元或2.55万元。如果按照当时的购买力算，240元可以买大米5280斤{22斤/元}或白面6000斤{25斤/元}或猪肉2280斤{9.5斤/元}，如果是300元可买的就更多了。）

    然而，李大钊并没有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改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上，用在哪里呢，主要用在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帮助困难群众和党的事业上。我大伯李葆华曾经回忆道：“他很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究还不还。他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

    刘仁静、曹靖华等北大困难同学都得到过李大钊的帮助；为了党的事业，他不但把租来的小院作为开展组织活动的据点，而且每月也要拿出他工资的大部作为党的组织活动经费。因为这样，经常造成家里无米之炊的困境，所以，北大蔡元培校长指示会计在发工资时一定要把生活费留足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对于他身边的青年学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北大学生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李大钊的名字和列宁、孙中山列在一起，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伟大人物之一。青年学生们感到李大钊就像老母鸡守护小鸡一样关心他们。

    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除了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外，还在国民党驻北京执行部担任重要职务，过手的公款也很多，有时一次拨给经费就是几万元。

    应该说他手中的钱不少，经费的支配权很大。但是，李大钊对经费的管理十分严格，账务也十分清楚，从不浪费一分一文。

    1922年中共北京区委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当时北京区委为支持罢工组织募捐的钱物高达万元，对此，大钊严格财务制度，规定凡是区委和劳动组合的党员干部不能从事募捐物资的分配调度，对捐款也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在长达一个月的罢工斗争中，北京区委在大钊领导下十分廉洁，也大大提高了组织的战斗力。对于李大钊的清正廉洁，各界人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③ 和谐家庭

    李大钊烈士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家里还是生机勃勃。他从不嫌弃夫人是比自己年长5岁多的农村小脚妇女，有时帮助做饭，有时照看孩子，家里来了客人，还帮助夫人穿换衣着并把夫人热情的介绍给客人。

    李大钊的战友、同事和学生到李大钊家里常把夫人错认为保姆，甚至觉得李大钊应该有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做伴侣，但李大钊对此不以为然，坚守与夫人的感情。闲暇时教她读书认字，使得她能够“读懂红楼梦”，还热情地把妻子介绍给到家里来的革命同志和青年。在丈夫的感染下，我奶奶赵纫兰默默地支持着他的工作，历尽艰苦抚养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李大钊上永平府中学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八年时间里，所需学费都是由我奶奶筹措。所以，1936年，处在秘密环境下的中共河北省委追任赵纫兰为共产党员。李大钊夫妻恩爱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李大钊对子女的生活学习都很关心，并且常常一起下军旗、弹琴唱歌、讲故事等，我父亲回忆说爷爷教会过大伯、大姑很多歌曲，再由他们传唱给我父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由瞿秋白翻译过来的国际歌和苏联的少年先锋队歌。

    还有，李大钊经常向子女传受革命道理、启发他们动脑筋分析问题。我大姑李星华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她在孔德读书时，学会了校歌，歌词中说学校的环境非常美好，大钊听到她唱的校歌后，就启发她想一想，歌词内容与实际是否相符，当时的北河沿是一条有死猫死狗的臭水沟，与歌里唱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启发了星华对问题进行思考，大钊最后还鼓励说，这种面貌一定要改变，以后一定能建设成歌词中美丽漂亮的样子。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家里十分和谐，这点从第二代人的往来、交流、谈话中都能体现出来。

    李大钊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从我大伯李葆华《父亲的习好》这篇文章中，可以了解到李大钊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他喜欢美术作品、瓷器、养花、书法、体育、音乐等。他还亲手编剧了皮影戏《安重根刺伊藤》；北京李大钊故居陈列着李大钊当年在旧货摊上购买的风琴的模拟品。李大钊喜欢书法，甚至有时也着迷，现在在苏州寒山寺，还存有大钊烈士所写的唐朝古诗《夜泊枫桥》的书法手迹碑刻。不过，他坚决反对书法中的奢靡，坚决不刻印章，因为他觉得印章是奢华，与他简朴生活的想法做法相反。所以，他所写的书法真迹都没有名章。

    ④ 大钊精神品格的影响

    李大钊烈士在世的时候，他的精神品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北大、在教育界、在社会、在北京、在党内外、在进步的工农和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即使在党的工作中，看起来似乎很难实现的任务，都因他的个人品格影响力而变得容易了，增加了胜利的把握。

    例如，与冯玉祥和孙中山的成功合作，李大钊的个人道德修养和个人品格因素作用非常重要。李大钊高尚的个人品格与他们对人品的鉴赏产生了高度的交集和认同。

    李大钊被捕后，与他政治立场对立而分道扬镳的章士钊也伸出援手营救，民间各界和教育界更是极力呼吁释放李大钊，所用理由，异口同声均为高尚的个人品格和极佳的私德，从中可见道德的力量在李大钊身上极致的发挥。

    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安葬事宜和子女抚养也得到了各界的帮助，北京大学以补发欠薪的名义给李大钊亲属每月50元的补贴。有一次在讨论是否把李大钊亲属的生活补贴延期一年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蒋梦麟校长就表示，如果谁像李大钊一样，为了主义而献身，我也发给补贴。当然，蒋梦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同样被李大钊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并为北大能有对追求真理如此执着的教授感到自豪。

    1933年北大为安葬李大钊筹款时，几乎所有北大知名教授都主动募捐，就连早就站在反共立场的汪精卫也从曾与大钊烈士共事角度捐款。

    以上说明，李大钊烈士的精神品格影响是可以跨意识形态的，但是，只有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才能产生强大的震撼力。

    九、永远的丰碑。

    李建生说：

    回到前面，李大钊烈士被行刑牺牲后，亲属乡亲去收殓尸首，发现李大钊烈士脖子上留下三条血印，说明绞杀过程十分残忍，绞杀了三次，时间长达二十多分钟。当之后，亲友乡亲冒着被军阀抓捕的危险，为李大钊烈士准备了一口上等柏木做的棺材入殓。

    李大钊牺牲后，因身后家无分文（有记者说全家只有一元的生活费），加上严酷的白色恐怖，烈士的遗体安葬无望，只能寄放在宣武门外的寺庙中，一放就是六年。

    1933年，李大钊夫人纫兰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大钊生前好友，商定为李大钊烈士公葬。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于4月23日为李大钊烈士举行了公葬出殡仪式，开始时是西洋乐队奏乐、和尚沿途念经、子女和亲朋好友带孝打幡，后来出现了悲愤的路祭，出殡仪式演变成对反动派的控诉和声讨，最后发展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群众示威游行，当局派宪兵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几百名示威人员。

    李大钊被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是一块极为简陋的墓地，墓碑上只是有由北大教授刘半农题写的“李先生之墓”的字样，连名字都没有，墓碑上子女的落款栏中的葆华也改成了荣华，真名不能出现。刘半农还为李大钊烈士书写了碑文，除了叙述李大钊等烈士牺牲的过程外，还称大钊“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重，名满域中”。就是这样的碑文也被以宣传赤化为由不能刻在碑上。

    当时在李大钊烈士灵柩棺木下面，还埋有以党的外围组织河北省革命互济会落款的墓碑，碑的正面刻有党徽和红星，下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字样，后面有约280字的碑文，主要是李大钊的革命事迹和激励与反动派作斗争的号召。这个碑是与李大钊灵柩同时抵达万安公墓的，过程中用破旧衣被遮掩起来，未被敌人发现。这块碑送达后放在了墓地旁，但不可能竖立，如何办，参加安葬李大钊的是北大的教职工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想出按照“六朝墓志”的方法，将碑埋在墓内，待后日择机重立。

    这一埋就是50年，50年后的1983年，中央决定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将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墓地迁移的时候，经过工作人员反复探测查找，终于发现了这块墓碑，并使之重见天日，这块碑已成为珍贵文物陈列在李大钊烈士陵园。

    除了以上两块墓碑外，还有第三块墓碑就是现在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矗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在长方形的碑体上，在朝着陵墓的一面刻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中央1983年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在党的历史上，由中央撰写碑文的英烈人物，是少而又少，可能就是李大钊烈士一人。凡是到过李大钊烈士陵园的人，都会从中央的碑文中了解李大钊并从中受到教育。

    李大钊烈士的三块墓碑和碑文，尽管有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但都是对大钊烈士革命风骨、高尚人品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巨大贡献的生动写照，是不朽的丰碑。

    今天，我们重温李大钊烈士的事迹，学习大钊精神，以李大钊为榜样，就是要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罗章龙回忆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建设和李大钊的简朴生活。

    “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为主；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账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先后经历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往来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物资，坚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宅他家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

    “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革命为家，支持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对同志视为兄弟，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曾经对我说，“人生一世如闪电火花，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只有努力为革命献身才觉心安理得，不致虚度一生。

    “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持身严谨，坚守北大，进德戒约，不禁烟酒，从不涉足非正当的娱乐场所。

    “守常家住石驸马大街后闸一所简陋的平房内，东西向，自住西房三间，东房两间客厅，用来接待同志和小组集会场所，我们去他家时，有家乡老李负责传报和守门，有时时间久了，守常留我们吃饭，亲自烙葱饼招待同志。他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我们同寓（注：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期间，守常同志仍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的生活，着普通衣，着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所做的便鞋），自己打扫房间，接待各国来访客人，经常谈至深夜，待客人走后埋案继续写文章和通讯，生活非常清俭。”

    今天，参加大讲堂活动的各界人士，还跟随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秘书长黄平，参观了北京湖湘青年服务中心和《领袖家风廉政教育》专题展览。

    今天的大讲堂由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总编辑江山主持。

    链接一：李大钊烈士的生平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在一岁半时又失去母亲，成了孤儿，由大爷爷抚养成人。6岁进私塾学习，10岁与比她大5岁的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16岁进入西式中学学习，18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1914年大钊25岁，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1916年学业未满即回国投入新文化运动。1918年时年29岁的大钊烈士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同年发表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数篇。1919年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同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之后，又与与陈独秀约定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成为中国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开展工农学军的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同时，推进国共合作并成为孙中山钦点的国民党北方领袖，还推动冯玉祥国民军的改造，成功引导其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1927年4月6日被反共反国民革命的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被奉系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链接二：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红网一中国红色旅游网
    协办单位：北京先锋城市基层党建研究中心、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江苏常州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党工委、江苏常州中华孝道园、江苏旷达集团、安徽映山红博览园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链接三：

    原毛泽东专列列车长、书法家李建新，
    中央军委机要科二股股长王耀山之女王亚地，
    原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局长梁德武大校，
    原总后勤部药监局局长周正祥大校，
    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联副主席兼书法协会会长崔承顺，
    世界华人协会副秘书长、书法家张思科，
    中央新影集团原编导谷益华，
    中央电视台编导韩继强，
    摄影家桑全利，
    青年力网副主编刘继楠，
    中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金铁华，
    军品大王李长东，
    原北京首农集团长阳工业公司总经理沈松林，
    北京千百红贸易公司经理王清和，
    北京金腾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跃亮，
    北京金腾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燕，
    红色文化传播者周利娟，
    江苏锦悦电子集团高级顾问杨震，
    北京湖湘青年服务中心秘书处秘书长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