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敌军，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伟大篇章。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迟浩田上将特为本报撰文，回忆了60年前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60年前的淮海战役，我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当时我在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虽然时过60年，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冲进黄百韬司令部

    淮海战役打响后，因为我们团7连指导员彭超负伤，我从机炮连调到7连担任指导员工作。7连是我们团的英雄连队，曾获过“胶东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常胜连”等荣誉称号。在济南战役攻击内城时，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率先登上城头，为打开济南城起了关键作用。战后7连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我去7连很高兴，但也感到有压力。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鼓励我说：“迟浩田你行，大胆干，组织上相信你能干好。”

    济南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短期整训时，我们进行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育，大家有了打大仗的思想准备。10月25日，我们在“发扬‘济南第一团’荣誉，为解放华东再立新功”的口号鼓舞下，从山东南下，奔赴淮海战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消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黄百韬是蒋介石的一名得力干将。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团“三打黄崖山”，对手就是黄百韬任师长的整编第25师。后来黄百韬又率部与李弥的整编第8师及整编第9、54、64师等一起进攻胶东，并放出狂言，要把胶东解放军“赶到大海喂鱼”。黄百韬对山东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根据华野的部署，我们9纵正准备在11月8日向盘踞在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时，黄百韬根据徐州“剿总”的命令，急忙向西撤退。我们奋起直追，越过陇海路，西渡沭河，直扑运河。行军途中，我领着大家唱《追击歌》：“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为了鼓舞士气，我给大家讲了纵队《胜利》报上登的“十人桥”的故事：27师潍县团l营2连在过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流时，由于架桥器材不足，桥桩不稳，副排长范学福等十位同志跳入冰冷的水中，分成五对，抬扛着木板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及时追上敌人。这一英雄事迹激励了大家，全连同志情绪高涨，每日以140里的速度追击，11日下午进抵碾庄以南的高桥一带，与兄弟纵队一起，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一带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碾庄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北侧邳县境内，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村落房屋密集，四周筑有内外两道土圩，外圩四面环水，壕水宽30至50米，深约2米，不能徒涉；土圩内侧还筑有1至2.5米高的土堤，陡滑难以攀登。黄百韬部又连夜加修了许多掩体、明暗地堡、壕沟、隐蔽部，壕外还有三道鹿砦、铁丝网。整个防御体系纵横交错，异常复杂。

    11月17日，我们纵队与第8纵队一起同时向碾庄圩的敌人发起攻击。我们73团在碾庄圩正面担任主攻，但三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师长萧镜海到阵地前沿召开“诸葛亮会”。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失利原因。那时领导同志都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在首长面前也不拘束。聂司令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反映炸药容易受潮，好不容易送到前沿，结果炸不了，影响战斗效果。他听了这个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指示，发给连队的炸药，一定要用油纸包好，不能受潮，谁出了问题拿谁是问。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因炸药受潮吃亏。我还提出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人的暗火力点摸得不准，加之交通壕距水壕还有一百来米，突击队员暴露攻击的时间长，造成伤亡严重。聂司令听后说了声：“说得好!”当即决定派侦察小分队，把敌人的暗堡摸清楚，继续近迫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水壕边，做到一出交通壕即可涉壕攻击，以避免过早暴露增加伤亡，同时搞好步兵、重机枪和炮兵的协同作战。入夜，我又带了3个班排干部仔细看地形，进行火力侦察，把敌人的明碉暗堡摸得一清二楚。

    19日午夜，经认真准备后，我们重新向碾庄圩发起猛烈进攻。20日凌晨，73团胜利突人碾庄圩，第3营沿街两侧合击第7兵团的司令部，连长萧锡谦和我带7连从街南向街北攻击，一直冲进黄百韬司令部，缴获了黄百韬的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上还有一副象牙麻将和一只紫铜火锅，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一仗，我们俘虏了国民党军1000多人。

    夜行军的意外战果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淮海前线总前委决心以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围歼孤军冒进的黄维第12兵团。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奉蒋介石之命放弃徐州，企图南下解黄维之围。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10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追击。聂司令命令我们不要怕打乱建制，要在追击中把敌人打乱。于是，在广阔无垠的徐淮大地上，双方几十万大军相互交错在一起。

    我和萧连长带着7连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肩扛机枪和迫击炮的战士们太疲倦了，有的走着走着睡着了，撞在前面同志的身上。我的眼皮也不听使唤老是打架。这时候最需要鼓舞士气，我狠狠地拍拍脑袋，边走边动员大家战胜疲劳。全连同志都是好样的，虽然脚板上布满血泡，仍个个箭步如飞，我们星夜抄近路朝西猛追。

    这一场大追击惊心动魄，华东野战军开始是尾追，后来平行追击，最后把西逃之国民党军兜头截住，我们的两条腿再一次赛过了汽车轮子。而仓皇撤退的杜聿明集团混乱不堪，车炮骡马的撞击声、士兵和家属的哭叫谩骂声，乱作一团。

    12月3日凌晨2时许，我们7连在急行军间，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也向同一方向行进。有个机灵的战士感到不对头，压着耳根向我报告：“指导员，旁边的队伍可能是敌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警觉起来，迅速打开了手枪保险，悄悄告诉他：“别声张，注意观察。”随即部署连队警戒。这时，侧面传来了问答口令的声音。我仔细一听，都是南方口音，心想肯定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部队南方人多，我们部队多是北方人。

    我将情况报告了随三营行动的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他仔细一看，旁边队伍中的军官戴着大檐帽，果真是敌人。怎么办呢?这种仗还从来没有打过。王济生和我及营的领导悄悄商量后，决定先不惊动敌人，寻机前后夹击，迫敌就范。

    于是，战士们低声一个传一个，都知道了旁边行进的是国民党兵，悄悄地压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当行进到有利地形时，我们全营同志一跃而起。把国民党军两头截住，齐声大喊：“缴枪不杀!”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连一家人都不认识了？”国民党兵急忙叫喊，还未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天放亮时一清查人数，大伙儿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家伙，摸黑中稀里哗啦缴了敌人的枪，哪知道俘虏的国民党兵比我们全营的人数还多。

    “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经过三昼夜的迂回追击堵截，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战役合围。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杜聿明集团，断水断粮，饥渴难耐，于是抢掠百姓，宰杀军马，甚至挖老鼠洞求食，一副副惨状难以形容。从12月下旬起。连降几天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骤然下降，猬集于田野、沟壑中的国民党兵，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而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我让战士一面用广播筒劝降和瓦解敌军，一面用馒头等食物诱降国民党兵。开饭时。大家就喊：“蒋军弟兄们，我们这里有热包子、大馒头。过来吃点吧!我们保证不开枪……”那些饿极了的国民党兵，不断偷偷溜出来向我军乞食。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只要有个馒头，就能抓到俘虏。”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们9纵担任西面和西北面的主要突击任务。在第73团的阵地上，7连掩护三营进攻。国民党军的坦克喷射着火舌，向7连阵地扑来。战士们急中生智，在战壕前挖一些小坑，堆上高粱秆、玉米秸和干草，燃起浓烟。国民党的坦克兵闹不清这是什么战法，我们则趁着敌人的“乌龟壳”畏缩不前时，加紧修复掩体、工事，把战壕连成一体，有的战壕挖到了国民党军阵地中，打起了“地道战”，逼得国民党军只好步步后撤。

    1月10日拂晓，天刚放亮，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地刮着，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和国民党军施放的毒瓦斯气味，极度疲劳的战士们，正在战壕里抱着枪熟睡。我担心国民党兵偷袭，和连长轮流值夜班，一连几夜熬得眼泡又红又肿。查完一遍哨后.我找到一片洼地想“方便”一下，可是由于连续缺水上火，大便干结，蹲在那里怎么使劲也拉不出来。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马达声，我意识到是国民党军的坦克来了，急忙喊司号员吹号。急促的号音真灵验，不但驱散了疲劳，连大便也痛快地排下来了，我马上组织迎击敌人。

    国民党军的坦克共有20多辆，在我军层层阻截下，冲到我们团阵地时还剩下11辆。大家对打坦克感到很新鲜，情绪高涨，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蒋介石送来了坦克，让我们尝尝‘啃’坦克的味道。几十万敌人都被消灭了，剩下几只‘乌龟壳’还能让它跑掉?我们的穿甲弹就是它的‘克星’，一定能打它个底朝天!”战士们个个“嗷嗷”叫：“打，打，打它个底朝天!”

    我带着班长陶仁祥和战士李洪各、李彪，抱着火箭筒和炸药包冲上去堵截。国民党的坦克兵，连忙开炮轰击，可慌忙之中哪还有准头，我们机警地避开敌炮火，几下快速的匍匐前进，就靠近了坦克，然后沉着冷静地以坐射的姿势端起火箭筒，只一发穿甲弹。就击中了坦克的右前侧。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坦克里冒出一团浓烟，但它还在挣扎着跑。陶仁祥火了，他赤手空拳冲到坦克跟前，“噌”的一下子爬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坦克盖掀开了，四个国民党兵双手举着枪，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向我乞求说：“长官，我们投降，我是战车一团三连连长陈荣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瘪了，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其余几辆国民党军坦克吓得逃之夭夭。我们团立即集中所有的火箭筒，乘缴获的汽车紧紧追赶，我也带了几个战士，坐上一辆汽车，瞅准一辆坦克追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截住。

    几天后，第9纵队政治部用蜡版刻印的《胜利》报，登出了我写的新闻稿：《一炮打下一辆坦克》。